日本必然會援引協約國之間的互助條款,和貴國站在一起對抗中國的武力威脅的…」
日本領事的承諾卜格斯只是半信半疑,不過他倒是理解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怨氣,這不僅僅在於之前的兩次對中作戰的失利,更在於日本因此丟掉了南滿的特殊地位和半個朝鮮半島。他知道日本人一直都想着報復中國人,然後奪回北朝鮮和奪取滿洲,因此松平恆雄說日本會援引協約國的互助條款出兵中國,這並不是什麼空話。
不過卜格斯雖然承認日本有同中國開戰的念頭,但他並不認為法國有為日本衝鋒陷陣的義務,更何況日本也沒有這個資格驅使法國為日本謀利。
只是畢德斯的意見卻不能不讓卜格斯感到重視,雖然韋禮敦才是英國駐天津領事,但是天津英租界內說話最有分量的卻是工部局董事。
而且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不僅在英租界內說話算數,在天津其他租界內也一樣是具有相當的話語權的。畢竟在天津開埠之後,隨着英國公使掌握了北京公使團的主導權後,不管是滿清政府還是民國北京政府對於英國人的意見最為重視,這也就使得英租界工部局在天津幾乎成為了各國租界的代言人,英國人的勢力自然也就深入到了各國租界中去了。
曾經的天津海關稅務司司長德璀琳,放棄了德國國籍加入英國,未嘗不是看到了英國勢力在天津的強大。而他的選擇也使得自己的家庭成為了20世紀頭十年,天津租界社交的中心。
如果說英國駐天津領事代表着倫敦或駐北京公使的意見,那麼畢德斯大約就代表着天津本地租界上層人士的主流觀點了。雖然在大的方向上,雙方的意見大多數時候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局部利益上,雙方卻未必一致。
畢德斯給卜格斯帶來的,正是本地租界上層人士的看法,他們這些久居天津的外國人在中國人面前其實已經無所謂國家的差異,對於中國人敢於冒犯租界特權的第一反應就是,應當採取嚴厲的措施將中國人的冒犯之舉打壓下去,從而讓中國今後再也不敢生出這樣的念頭。
畢德斯向卜格斯表示,「韋禮敦領事的意見只能代表他自己,並不能代表英國在華商民的主張,也未必能夠代表北京公使館的意見,至少公使館漢務參贊巴爾敦是一直和我們保持着聯繫的,他可從沒有提出過要對中國人做出什麼讓步。」
畢德斯還在老西開問題上對法租界表示了支持,表示法國人只要佔領了老西開地區,英國工部局就會首先承認法國人的擴界事實,並會站在法國人這邊對抗天津市政府。
卜格斯同畢德斯的一場談話,倒是恢復了不少信心。不過這一晚他也是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第二天一早,他還是跑去了俄國領事館,同俄國領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不過俄國人此時已經無心對法租界擴界問題和天津市政府對租界司法權力侵犯問題加以關注了,因為俄國的中亞地區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起義。
這場起義的誘因雖然是6月25日沙皇政府在中亞頒發了動員令,要求中亞的穆斯林前往歐洲服兵役、勞役,但真實的原因則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殖民地矛盾的總爆發。
俄國佔領中亞地區之後一直採取高壓統治政策,比如移民佔地、植棉毀田、強迫牧民耕作等,不過憑藉着沙皇俄國的強大軍事力量,中亞地區的民族還是向沙俄政府屈服了。
但是歐洲戰爭爆發以來,沙俄軍隊在東線戰場上的不斷敗退,使得沙俄政府不得不從後方大量徵調兵員,這無疑就極大的削弱了對於中亞地區的鎮壓力量。
而戰爭綿延了2年之後,俄國的財力幾近枯竭,除了向外大肆借款之外,就只能加大對於底層民眾的剝削。中亞地區在戰前的土地稅還不到700萬盧布,但是到了1916年已經超過1400萬盧布了,其他的商稅也幾乎增加了一倍以上,自然是民怨沸騰。
而沙皇俄國佔據中亞之後推行的植棉事業,使得中亞地區成為了俄國的重要棉花產區,棉田從40多年前的1萬公頃上升到了74萬公頃。這也就使得採摘棉花工作成為了中亞農民的一項重要收入,大約有70%的中亞農業工人依靠這項工作養家餬口。
6月25日沙皇政府向中亞頒發的動員令,不僅打破了過去沙皇政府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