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正如吳川剛剛的言論所言，中國的資產階江浙湖漢北級過於弱小了，在革命委員會的敵人名單上遠不及地主階級更有威脅性，哪怕是黨內的左翼委員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厭惡也只是來源於對於馬列主義的學習，或是對於歐洲留學時在工廠打工的親身體驗，而不是來源於現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憤怒。
不成熟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官僚資本對於民族資本家的打壓，使得早期中國的工人階級直接把痛恨的對象轉移到了列強的特權和本國政府頭上，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在了資本家身上。畢竟這個時代在中國開辦工廠的外國資本家是受到政府保護的，而本國的資本家往往都是政府官員，因此工人階級自然把一切罪惡都歸到了政府頭上。
辛亥革命之後，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的成立，對於外國特權利益的收回舉措和推翻了滿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統治，這就相當於為工人們出了一口惡氣。而之後革命委員會從國外引入的資本，基本都採取了控制手段，以確保這些外國資本不會反客為主，至於國內的官僚資本被沒收，並對私人資本設立各種限制措施，這種種的一切都提高了工人的地位。
於是，東北的工人階級，獲得了8小時工作制，雖然幾乎沒有實現過，但是至少8小時之外可以算做是加班了；獲得了工資和福利待遇的保障，工廠主無權無理由的扣發工資和解僱工人；獲得了休病假和工傷賠償的權利；獲得了對於危險工作進行勞動保護的權利…
在私人的工廠中也許還有些工人保護條例無法落實，但是工人們可以向革命委員會下的勞動委員會進行申訴，由革命委員會出面保護工人的權利不受侵犯。至於國營企業，幾乎都是落實了革命委員會所制定的保護工人的條例。
在此種環境之下，革命後迅速擴張的工人群體，老實說對於資產階級的壓迫性，有着相當的認識不足。工人們都感受不到這點，脫離生產的委員們也就更加感受不到中國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政權的威脅了。至於吳川雖然經受過資本主義的毒打，但是他給出的理由確實是心裏話。
於是在如何對待資本家的方式上，各位委員倒是很快被吳川給說服了，決定先把重點放在消滅地主階級這個首要目標上。
見到沒有委員再提出問題，吳川於是宣佈了今天會議要討論的第二個議題，「…剛剛我和同志們也提到過，袁世凱現在的病情嚴重，估計很難挺到明年開春了。
北洋政府以他的名義邀請我們派出代表討論關於國會重開的問題，顯然是想要為袁世凱的後事做準備。當然，我認為北洋政府此次邀請各方勢力前往北京討論國會重開等問題，未必不是想要藉助其他勢力壓一壓我們，從而讓自己站在有利的政治高地上。
所以我認為這個會議我們是必須要參加的，不僅要參加還要在會議上打破某些人的幻想，不能讓這些地主階級的代表們聯合起來，從而給革命製造障礙。
不過這樣一來，不管是周樹模還是王葆真都不足以擔負起這樣的重大責任來，我們需要挑選一名原則性比較強的同志前往北京，既要討論國會重開的問題，也要把北洋政府在袁世凱手中胡亂修改的東西去掉，儘可能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去重建北京政府，把那些地主階級的代表剔除出北京政府。」
宋雲桐聽了心裏頓時一動，他瞄了一眼徐景魁，終於下定了決心說道：「我支持吳川同志的建議，我們確實應當挑選一名具有高度原則性的同志去北京，這不僅僅是我們第一次同各方勢力代表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我們第一次要對中央政府按照我們的價值觀去重新塑造，也是一次站在全國的政治舞台上向全國群眾進行我黨理論宣傳的打好時機。其他同志我就不提了，徐景魁同志在原則的堅持上和主管的宣傳工作上都是比較出色的。」
徐景魁只是楞了一下就明白了宋雲桐為什麼會推薦自己，對方顯然是不想自己留在中央和他作對，自己所主管的宣傳機構對於宋雲桐所負責的財政委員會的批評可不是少數了。不過他倒是並不介意去北京，能夠跑去北京和那些敵人面對面的干，確實比在東北和宋雲桐這些右派分子鬥爭有趣的多。
只是他正想毛遂自薦時，方兆國、吳泰兩位委員都表示了反對這項建議，兩人都認為當前俄
第942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