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試圖留在協約國的團體內，拖到戰爭結束，來一個不勝而勝。就連俄共布內部，同樣有人以為退出戰爭是便宜了德國人，所以俄國不應當給德國割地賠款以換取和平。
更何況，和平協議簽訂之後，除了奧匈帝國真正的遵守了協議，主要是奧匈帝國內部已經瀕臨解體，已經無力再對俄羅斯圖謀什麼了。德國和奧斯曼帝國並沒有遵守協議完全停止進攻，在人民委員會宣佈解散前線俄軍之際，德國在烏克蘭，奧斯曼在亞美尼亞，都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進攻行動，試圖從俄羅斯割下更多的領土。
因此，和平協議雖然讓德國停下了在東線的全面進攻，但是人民委員會也遭到了十月革命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質疑人民委員會簽署的和平協議的，不僅僅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分子，也包括了一部分左翼民族主義分子。
而俄共布的黨員數量，也對於俄共布的執政形成了障礙。基本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這段時間，俄共布的黨員人數翻了十倍，但是相比較起俄國的人口，俄共布黨員的數量依舊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數字。各地蘇維埃的中堅力量，還是當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特別是後者由於同鄉村的聯繫，使得士兵代表又幾乎成為了農民的代表，當然這裏的農民是指半自耕農以下的階層。
雖然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無產階級已經江浙湖漢北完成了兩個任務，奪取政權，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撲，但是俄國無產階級還面臨着一個最為根本的任務，恢復俄國的經濟。
就在上個月，列寧就社會主義革命當前的基本任務做了闡述：在一段時間內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難的方面，即集中到組織任務上來。提高勞動者的自覺紀律，以及同混亂和組織渙散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列寧也向黨內承認道：「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和平不穩固，除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及其應聲蟲外，沒有一個頭腦健全的政治家會想要恢復軍事行動。
而和平的不穩固，是由於東西兩面同俄國接壤的、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帝國主義國家裏，主戰派隨時可能佔上風，俄國的暫時虛弱使他們躍躍欲試，仇視社會主義和酷嗜搶劫的資本家們也在慫恿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已經白熱化的糾紛，對於我們說來，才是實際的而不是紙上的和平保證。這種糾紛一方面表現在西歐各國間的帝國主義大廝殺在重新進行，另一方面表現為日美爭奪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區的霸權的帝國主義競爭極其劇烈。
正因為如此，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對於俄國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幫助。一旦讓帝國主義控制了中國，俄國的東方就出現了真正的威脅，那麼我們就必須從西面、南面抽調出大批的軍隊去抵抗東方帝國主義的入侵。
很明顯，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正處於極不穩固、十分危急的國際環境中。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利用客觀條件的湊合給我們造成的喘息之機，醫治戰爭帶給俄國整個社會機體的極其嚴重的創傷，發展國家的經濟。不這樣做，就談不到使國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強。」
人民委員會交給克拉辛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也要讓革命委員會替俄國擋住來自東方的帝國主義干涉，也是希望能夠藉此令革命委員會表明自己的立場，從而替人民委員會分擔來自帝國主義的壓力。
在革命委員會沒有表明自己的立場之前，人民委員會自然不會讓中國軍隊進入西伯利亞地區幫助自己平息叛亂。但是至於人民委員會能否在短期內解決捷克叛亂軍隊的問題，克拉辛現在也是毫無把握。
就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吳川終於出聲了：「不管人民委員會能否及時平息捷克軍隊的叛亂，我們也會對中俄邊界採取控制措施，以防備潰敗的軍事人員逃入國內，從而對我國邊境的安全造成威脅。
不過，我並不贊成突然截斷中俄之間的鐵路交通，這只會讓帝國主義立刻反應過來，意識到在西伯利亞地區爆發了一場不能在短期內平息的軍事叛亂，反而會加速帝國主義的決策速度，對於中俄兩國來說不是什麼好事。
我以為當前最為要緊的就是，控制住鐵路電報網絡和對於西伯利亞兵變的新聞報道，我們應當引導並控制輿論，從而迷惑帝國主義對於這場兵變的判斷。此外，宋雲桐委員和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