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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周延儒——崇禎帝下的權力浮沉

吳偉業的試卷呈給崇禎帝,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從而暫時化解了危機。

    然而,周延儒的其他不當行為逐漸浮出水面,包括他提拔的官員被指涉賄賂,以及其家人在地方上的橫行霸道,引發了輿論的強烈不滿。崇禎四年(1631年)閏十一月,一系列針對周延儒的彈劾潮起,包括陝西道御史余應桂、戶科給事中馮元飆在內的多位言官,紛紛揭露周延儒的貪腐和專橫。儘管崇禎帝對周延儒進行了庇護,但吳橋兵變的發生,讓周延儒被指責為禍首,輿論壓力進一步加大。

    溫體仁通過其控制的吏部尚書閔洪學,將過錯推卸給周延儒,使得朝中官員紛紛轉向溫體仁。周延儒的親信開始反擊,尤其是兵部員外郎華允誠,直接指控溫體仁與閔洪學勾結,排除異己。崇禎帝採取了平衡措施,既處罰了華允誠,又批准閔洪學休假,同時對周延儒和溫體仁的避世做法表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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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周延儒與溫體仁的爭鬥升級,雙方互有攻訐。周延儒利用親信陳於泰攻擊溫體仁,而溫體仁則唆使宣府太監王坤彈劾陳於泰,進而牽扯到周延儒。周延儒被迫自請辭職,但被崇禎帝挽留。然而,當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揭露周延儒招權納賄,尤其是對原內閣首輔李標說可以影響崇禎帝旨意,稱崇禎帝為「羲皇上人」時,周延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崇禎帝對此事極為重視,追問詳情。在無可抵賴的情況下,周延儒於崇禎六年(1633年)六月被迫辭職,回到了家鄉宜興。周延儒試圖通過推薦他人來制約溫體仁,但最終未能成功,溫體仁順利接替他成為內閣首輔,標誌着周溫傾軋的階段性勝利,也昭示了周延儒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

    四、再任首輔


    周延儒的再次復出,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彼時的明朝已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內有農民起義的烽火蔓延,外有滿清的虎視眈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溫體仁倒台後,其親信張至發、薛國觀相繼接任首輔,但局勢並未好轉。復社成員吳昌時,作為周延儒的門生,與復社領袖張溥聯手,耗費巨資結交崇禎帝身邊的宦官,如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意圖推動周延儒重返政壇。與此同時,崇禎帝也有意再次起用這位曾被罷黜的首輔。

    九月十二日,周延儒與賀逢聖一同進京,次日便得到崇禎帝的召見,隨即官復原職,出任內閣首輔。在赴京途中,周延儒曾對門生楊士聰坦言,自己深知復出必致禍,但出於責任與使命,他不敢不來。這番話語,既透露了周延儒內心的憂慮,也反映了他對國家大事的擔當。

    周延儒復出後,迅速着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釋放漕糧白糧欠戶、減免積年拖欠賦稅、減輕兵災歲荒地區的田賦負擔、寬宥輕罪犯人、恢復被錯誤處分的舉人資格、增加取士名額、召回因直言而遭貶的官員等。崇禎帝對這些政策全盤接受,並賜宴為其洗塵,顯示出對周延儒的高度信任與期待。

    在施政過程中,周延儒確實展現出了賢相之風,提拔了不少有聲望的士大夫,取得了一定的政績,贏得了朝廷內外的讚譽。崇禎帝對周延儒的倚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尊稱其為「元輔」「先生」,而且頻繁賜坐、賜膳,對周延儒的奏摺幾乎當日批覆,即便偶有延遲,也會附上解釋,並表達出對周延儒如同左右手般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禎帝在皇極殿的隆重儀式後,特意召見閣臣,以師席之禮待之,表達了對閣臣,尤其是周延儒的厚望,期望在他們的輔佐下實現天下治平。周延儒對此卻顯得憂心忡忡,他意識到皇帝的期望越高,未來的責任和可能的責備也將越重。

    五、欺君誤國

    周延儒的晚年政治生涯,因一系列決策失誤和行為失當,最終導致了其政治生命的終結。在明朝內外交困的背景下,周延儒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其表現卻遠未達到崇禎帝和民眾的期望,反而加速了其政治生涯的崩潰。

    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面對清軍的再次入侵,周延儒作為內閣首輔,未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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