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域掀起的巨浪的餘波。
由此繼續分析，這種虛無和逃避主義以及一定要贏的觀念又來自於何處？
文化上的對壘總是先於一切又慢於一切，因為文人總是自大的預言，卻更享受事後諸葛亮帶來的虛榮感，文化上發生的轉折有時會預兆未來之事，但更多是隨時局發生重大變化之後而轉變。
如果我從來沒有對手，我自然就不必贏，如果我能輕鬆碾壓對手，我自然可以把我碾壓的方法洋洋灑灑寫上幾篇勝利心得，如果我和我的對手打個平局，我一定極盡春秋筆法來寫我如何毫不費力輕鬆取勝。
如果是想打卻打輸了，也至少從其他角度寫寫為何我們血賺不虧，哪怕至少敢打，也一定要謳歌勇氣，訴說正義。
如果最終展現出來的只有逃避和虛無，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呢？
席勒凝視着狂笑之蝠，他曾希望這個角色永遠不要在他面前出現，但又從另一個角度希望他快點出現。
並非是席勒着急打死他，而是一旦他出現，就昭示着席勒心中一直以來懸而未決的某些問題終於有了答案。
站在狂笑之蝠面前，席勒微微閉上眼。
比飛機引擎的轟鳴聲，更響的炸彈爆炸聲使他無法再聽到任何聲音的時候，在震顫中朦朧的視野停留在手錶的錶盤上，年份的數字停留在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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