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病請假，組成「戰時內閣」，從而加強了軍事控制，增強了戰爭氣氛。
此時，擁有兵權的革命黨人則依然遲疑不決。孫中山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甚至親赴粵主持其事力勸之，亦不聽。胡漢民曾召集旅長以上軍官會議，討論興師北上。虎門要塞司令饒景華公然反對，揚言：「倘有徑行出師、反抗中央、自召滅亡者，過虎門時，當以巨炮對待。」由於諸將消極抵制出兵，胡漢民無可奈何，選罷出師之議。
整個1913年的春夏之交，國民黨都是在猶豫、動搖、觀望、變亂、內訌地氣氛中度過的。柏文蔚雖曾有皖、贛先行發難地建議，但顧慮到皖、贛軍力薄弱，態勢突出，處境危險而未能實現。不得已，命令陳其美先宣佈上海獨立，但上海區區彈丸之地，兵、餉、械均缺，根本難以對抗，實屬有心無力。
廣東力量雖雄厚，但主政官員意見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來，湖南也面臨着幾乎同樣的局面。而閩督孫道仁退出了與贛、皖、粵、湘四督的聯盟，則是對國民黨武力討袁的最沉重的打擊，在山雨欲來風滿樓地態勢下，國民黨已未戰先亂。
5月30日，在拖延許久的情況下，上海審判廳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況下開庭審判。但開庭後原告代訴人高溯、金瀾律師因宋案要犯趙、洪尚未到案，請求緩期開庭公判。並強烈要求上海廳強行拘傳趙、程到案。而被告律師楊景斌也反對開庭審判，他宣稱現任本審判庭成員末奉大總統、司法總長任命，不符合《臨時約法》地規定，沒有開審資格。山於原告、被告雙方律師抗告，上海地方審判廳未經審案，不得不宣佈退庭。
在此期間，曾與汪精衛一起謀刺過前清攝政王的黃復生（謀殺良弼也與此人有關）、參議員謝持、宋教仁秘書周予覺攜帶炸藥和黃興給的三千元由滬赴京。企圖暗殺袁世凱。但周予覺在袁世凱偵探的追蹤下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編造假供。謊稱黃興組織「血光團」，令其攜款四萬元赴京實行暗殺。
北京當局對所謂「血光團」暗殺案作了大肆渲染，作為對宋案的抵制措施。謝持也於三日後在北京住處被捕。但他作為為議員，搜查他地住宅又末獲證據，經國會抗議不得不予以釋放。謝隨即逃離北京。袁世凱當然不會就此罷手，6月4日。他下令改組北京地方審、檢兩廳，加強了對司法機關地控制。新改組的司法機關當即向上海發出傳票，傳居住租界地黃興到案對質。黃興於次日不得不赴租界會審公廨表示願意赴京對質，只因京廳證據不足，租界當局才未令黃興到案。
黃興地作法（無論是暗殺還是對質）。當然無助於宋案的法律解決。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師抗台，法庭冰風、政府抵制，不但事實不進行，連新聞都沒有」的冷落局面，所謂法律解決，完全成了空談。
至於國民黨在國會內的鬥爭，同樣沒有任何成效。正當革命黨人士氣消沉，宋案法庭無能為力。國會癱瘓。譚人風調和失敗之時，汪精衛、蔡元培於6月2日從歐洲回到上海。並立即和趙風昌取得聯繫（南北和談時，正是此人居間調停），準備通過他去與袁世凱談判，為南北調和進行最後的努力。
汪、蔡與趙擬定地調停的基本條件是：國民黨方面，顧全大局。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宋案讓趙秉鈞出庭對質地主張自然消滅，罪名到洪述祖為止，同時孫、黃自行聲明「對於正式選舉及其他政要為正當之宣告」。而袁世凱方面，則是各省都督不得輕於發言，軍人不得干預政治，且為四都督解釋反抗中央之謠傳，並申明在正式憲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換，並請袁制止渲染嫁禍國民黨的血光團案，停止票傳黃興等等。這些條件對袁世凱非常合適
面對如此優厚的條件，很難說袁世凱不動心，但他的立場稍微有些和緩，上海發生的進攻製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動武地決心，這最後一次的調解機會也失去了。這次事件是由參加辛亥革命的一些會黨領袖發動的，其中有江蘇都督府顧問、共進會副會長、鐵血監視團發起人張堯卿，廣東綠林改進團領袖柳人環，上海工黨成員、鐵血監視團成員韓恢等人，他們又去聯絡上海籍的工黨領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條件，出頭組織。在策動起事的過程中，他們以黃興、陳其美的名義來組織隊伍，聯絡的對象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