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其實很正常。
但要看場合,放在這個場合,那就有點詭異。而且有些奇葩。
別人也就罷了,劉鈺內心真的是哭笑不得。
在來京城之前,於威海和康不怠聊天的時候,他就舉過幾種什麼叫「沒腦子」的例子。
比如漢文帝時候的馬肝之論,商湯周武到底算不算反賊。這東西於統治者而言,不能辯、不能談、不能碰,只能神聖化、虛無化。
再比如歷史上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以及他噴傳教士認為宗教都是騙人的東西,也是一樣的道理,純粹是腦子有問題。
以及日本那邊新井白石的「大君還是國王」、荻生徂徠的「禮法是社會生產有限下的正確分配所以合理」,都差不多。
神聖的東西,一旦去討論是否合理,本身就把神聖的東西最重要的「神聖」給砸碎了。
神聖最大的合理是神聖不可觸摸,而不是合理所以才神聖。
現在李淦問天朝有沒有邊界,天朝要不要分內外……
中國可以有自己的勢力範圍,是有邊界的。
但天朝是不能有邊界的,天朝的道德禮法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周邊不同的都是蠻夷。
李淦說這些話,以中國君主的身份來說沒問題。但以天朝天子的身份來說,就有大問題。
天朝和世界這個概念,劉鈺可以談、大臣可以論,甚至私下裏皇帝也和大臣們談過該怎麼區分外交和朝貢。
但皇帝是不能在這麼高規格的宴會上談的。
私下裏,談區分外交和朝貢,那是實務範疇,屬於治國實踐。
大饗宴,談天朝有沒有邊界,這就是路線問題,屬於理論爭辯。
劉鈺知道皇帝是希望借着這個機會,圈定大順的勢力範圍,但就算今天宴會上不爭論,事後這件事定要留下後遺症。
說出這句話本身,就等於李淦自己放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衍生出的朝貢體系,轉向了歐洲那一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衍生品。
也就等於是李淦承認了,天朝上國現在沒能力做地球的天子,只能試着當五霸諸侯,搞出一套大順參與的國際法體系。
這件事不是做的對不對的問題,而是這件事必要引發一場大爭論,而此時這種爭論必然會催生出極端保守主義。
以及大順廢棄朱子學之後,經濟發展帶來的道德敗壞、人心不古、趨利求財等風氣下的思想全面保守反彈。
這就是劉鈺說的「取火容易護火難」,李淦這麼做,在劉鈺看來,就是心太急了。
急躁不是好事。
新時代的衝擊之下,固然催生出新思想,也一樣會催生出極端的保守主義。
光影伴生,歷來如此。
儒家這般,綠教如此,基督教也是一樣。
所有的教改,都是試圖從「古代先賢的經典中尋求答案」。
原因就是生產力的進步,帶來的舊文化、就道德不匹配,導致的「物慾橫流」、「人心不古」、「風氣敗壞」。
在劉鈺看來,這是好事,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文化道德總是滯後於生產力發展的體現。
但對傳統的守護者而言,這是壞事。
這個時代,綠教面對新時代的衝擊,也在醞釀宗教改革,催生出了哇哈比,極端保守。
日本這邊興起的古學派,也是「復古」;大順這邊的古儒派,也是「復古」。
甚至於稍早一些時候的基督教,新教加爾文宗也是復古:你一個教皇,不過也是個凡人,懂個屁的基督教大義?憑啥你來解釋?
原教旨就該人手一本聖經,而不是去信被教廷改過的東西。
道理和古學派、古儒派這群人差不多,都認為真正的「經典、大義」,被後人曲解了。你朱熹也是個凡人,懂個屁的儒學大義,就該原教旨一人一套先秦古籍,去理解真正的先賢大義。
而古學派、古儒派找的背鍋俠,是宋明理學;新教找的背鍋俠,是天主教廷。
就像是新教改革之後,全部原教旨以聖經為準,要有解釋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