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文明分野，以及文明與國家關係，再到重新定義黃河流域大型文明遺址屬性，再到改換邏輯思路，以與史籍高度契合之文明為「夏」，等待反對者列證推翻，這本來是一篇偌大題目。
不過既然是頭腦風暴，那說話就可以不大負責任，不需要嚴密的推證，也不需要估計學術影響，更無需把所有的話都講完。
只需要拋出想法，思路，甚至思路都說不上，給個思考方向都可以。
具體的內容，自然會有覺得可以接受的大佬去推證，去挖掘，去詳述，這方面部里的人才那是車載斗量。
不過周至還是努力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在他心目中雖然華夏一族從來都是重史料勝過重史證，但是自從宋代金石一門學問開闢以來，以文物證史料的工作就沒有再斷絕過。
所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本身就不能說完全吸收自西方，東方史學家們早在千多年前就開始着手，這個方法論，怎麼說都比西方早了上千年。
對於只重考古證據不重史料研究這一條，周至本身也不以為然，周至的觀點是除了那些完全屬於傳說，徹底違背現代科學研究成果的那些歷史資料，比如天上曾經有十個太陽，嫦娥偷了后羿靈藥飛升到月亮之上的那些外，別的資料在沒法徹底推翻之前，不妨姑認為實。
甚至就算是天上有十個太陽這個說法，不也是被現代天文知識證明其為非後，方才變得不可行的嗎？
同理的還有西方的地心說，曾經的伽利略布魯諾，什麼下場？
因此周至的觀點裏，對於可證可求的疑問，應當先置其非，再證其是；而對於並沒有額外考古證據的史料，只要不是違背常識常理的那種，卻不妨先置其是，再證其非。
道理很簡單，除了史料再也找不到其它的考古證據，你再把史料給預設成非，那不就成了直接否定一切了？那華夏諸多史料前人都白寫了？都需要等到考古證據出來之後才開始認真研究？
西方考古有這樣的思潮不奇怪，那是因為他們的文明歷經多次斷代，文字和歷史書籍出現得本來就很晚很晚，因此他們就算想要研究史料，也無從研究起，手裏的一大堆資料，是文藝復興前的還是文藝復興後的都等着商榷呢。
而東方史的資料卻很早，而且一直有專業人才記錄修造，史官被各朝歷代授予極高的地位，史書也是歷朝官方機構收集整理出來的，其價值也和西方世界的那些「愛好者作品」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
而他們的操守，堅持，和對歷史事實的認真負責，一直就是華夏文化史上不絕於書正面褒揚的優秀傳統。
因此東方史的可信度，本身就要高出西方史太多太多，他們不認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不行，難道我們非得好的不學學壞的？就沒這道理嘛！
聊到現在，劉部長終於明白了周至和國內許多學者的真正區別，這貨是真正的民族自信，認為在文化方面華夏文明堪稱一枝獨秀，壓根不屑於西方證史的那一套方法。
但是拋開立場只談是非對錯，周至的方法論也的確有道理。
而部里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路也就有了，那就是在學界營造出一種暢所欲言，拋開立場，只談是非對錯的良性氛圍。
「不錯不錯。」聽完周至的闡述之後，劉部長點頭道：「確實給了我不少的啟發，這個問題咱們暫時先談到這兒，接下來我想再聽你講述一下文化遺產這件事兒。」
「怎麼文化遺產，還被你分了物質的和非物質的？」
雖然周至不願意承認，但是也不得不說，這個方面，如今的島國人是走在了全世界前列的。
文化遺產其實很好理解，就是歷史留給人類的文化財富。
不過最早將這個概念明確下來，然後將之分出有形和無形兩大類的，是島國五十年代所建立的法律——《文化財保護法》。
簡單來講，島國將文化遺產，也就是日語的文化財，制定了法律加以保護，法律中規定了島國保護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所建立的標準，規定了對島國文化遺產認定與管理、保護的方法。還對島國的文化遺產進行劃分與界定。
大體來說，它將文化財富分做了三類，除了涵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