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皇帝毫不猶豫的讓孫承宗加東閣學士銜入閣，參預軍機，給他更大的權力，自然是讓他推行丈量全國土地，向官員收稅的計劃。筆硯閣 www.biyange。com 更多好看小說
當朝大臣，那個人不是當官前滿腹理想抱負，立誓為天下為大明做事，但當官之後，基本是隨波逐流，以保官升官為第一要務，當升無可升時就顧着享受榮華富貴，誰人不知向官商們收稅是解決大明財政問題的唯一方法，誰敢這麼提誰敢這麼說了
孫承宗敢當眾這麼提，當眾這麼說，就說明他心存大明，真心為大明辦事，這種人就必須大加褒揚。
六部尚掌管一部，自成一系，有與閣臣抗衡之力，吏部、戶部、兵部、禮部尚，加東閣或文淵閣學士銜就夠格入閣參與軍機，連三部侍部，如能混上一學士之銜，也可以入閣，但四部之中的吏、戶、兵三部掌握的權力實在太大了，江湖地位又高，很少讓他們加學士銜入閣的，因為不符合平衡的原則，但禮部則不同，經常有入閣的機會。
東閣是太子或宰相會客的地方，大學士制度從唐始，明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華蓋殿後改中極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
大明朝無宰相，但有若干大學士組成的內閣，其中地位最大的大學士，被授予東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確行宰相之實。而且東閣大學士一般來說都是太子的導師。如解縉，張居正，夏言，皆曾擔當東閣大學士一職。
東閣學士原是一個官名，五官。像東閣大學士的在明朝一共有6個分別為「四殿」、「兩閣」。四殿者，中極殿大學士原為華蓋殿，皇極殿大學士原為謹身殿，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兩閣者，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統稱為殿閣大學士，一般都由內閣成員兼領。
皇帝朱由校性格並不堅強，並不是一個喜歡乾綱獨斷的人，更善於聽從批評和諫言，但是一旦做了決定，那就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任命客氏為奉聖夫人，封楊如花為長平郡主、任命米柱為東廠提督、改組皇家衛隊、改組皇家陸軍，一旦做了決定，他就會倔強的堅持，一定必須堅持。
孫承宗當即加了戶部尚銜，入閣成為閣臣之一了。
孫承宗當眾謝恩，既然敢向皇上這麼提，就有豁出去，押上身家性命，為大明大幹一場的心，為了做這件事，他需要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同志之士，皇帝既然欣賞於他，他也當仁不讓，為皇帝盡一份力。
在退朝之後，朱由校在御房召見了孫承宗，同召的還有米柱和三大閣臣，五大尚，加上都察院的袁應泰、大理寺的聶正，朝廷中實職在握的大臣們，全部雲集於此。
朱由校再次向孫承宗請教新稅法的事。
孫承宗指出，大明稅法源於唐代兩稅法，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其中以里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
丁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糧指田賦，糧之多寡取決於地畝，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畝稅，這種徭役制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
但隨着時間的變遷，尤其是到了明朝後期，國朝初所制定的徭役賦稅制度已然被破壞殆盡。
隨着明代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土地日益資本化，土地兼併也逐漸加劇，地主豪強，勾結官府，強佔農民的土地，並運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來逃避相應的賦稅。加上近百年來，宦官掌權，操縱朝政，賣官鬻爵和貪污腐敗現象十分嚴重。為了迎合愛財的宦官，各地官員拼命搜刮民脂民膏。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侵蝕了稅基，造成了國家賦稅急劇減少。
其次，朝廷開支逐步加大，財政十分困難。皇室、宗室奢侈腐化的巨額開支，國家機構中繁冗官員的俸祿，用於抵禦建奴和蒙古諸部的龐大軍費支出等，使得財政入不敷出。
再次，商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商交易貨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古代中央集權體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力被削弱。不少農民棄農從商，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商經濟向前邁進，而商經濟的繁榮帶動了白銀貨幣的流通，更多的人加入從商行列，商稅比例日重。
但萬曆十年以後，商稅逐漸減少，因為幾乎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