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的實驗階段，巫塵遠和他的精英團隊迸發出了久違的激情，翻譯了大量的國外資料引經據典，與捷利康公司據理力爭。
弗蘭奇一度採取了各種偏門方式，包括賄賂談判團成員，借用衛生部的高級幹部施壓，都被巫塵遠頂了回去。
冷眼旁觀的楊銳，此時也不由的升起些佩服。仔細想想，巫塵遠等人頂住的壓力着實不小，其中有來自上層的，有來自同僚的，有來自談判對手的，也有來自他這種合作夥伴的，換一批人，還真不一定能做到這一步。
光是楊銳的步步緊逼，就不是每個談判團隊都能忍受的。忍不住，就不免有一拍兩散的可能。
如此算來，卻是巫塵遠團隊的堅強，促成了談判的最終達成，也維護了楊銳的利益，否則，讓楊銳和捷利康公司直接談判，結局實難預料。
另一方面，巫塵遠除了騷動的官癮，自己收穫的東西其實並不多。準確的說，巫塵遠並不是為了私人利益而談判，而是真正的在履行自己的責任。
能做到這一點的官員，也着實不易。
相比之下，弗蘭奇等人的商人劣勢在接下來的談判中暴露無遺，他們的談判團人員雖多，能一天到晚堅持參與談判的卻不多，能持久保持精力的更少，翻譯的敬業水平且不去說，談判桌上的堅持又遠遠不能與中方相比。
簡單來說，他們賣節操的時候，沒有中方賣的便宜，當他們要立牌坊的時候，立的沒有中方高。
一周後。
協議談判漸漸明朗。
弗蘭奇的代表團成員，又邀請楊銳做重現性實驗，這一次，他們送來了更多的設備，直接架設了西堡肉聯廠的臟器生化車間。
西堡肉聯廠上下亦是如臨大敵，整整準備了3噸重的干豬心。
假如工廠化的重現實驗能夠成功，簽約也就是板上釘釘了。
為了準備這次工廠化實驗，捷利康公司提前購買了價值20萬美元的設備，自天津港直接送到了西堡鎮。
假如談判不成，這些設備自然是要送回去的。但是，提前投入也是一種態度，重現工廠化的實驗，與其說是考察，不如說是證實。
捷利康的英國總部為此將他們此行的首席技術官也從天津調到了西堡鎮，這位名叫特拉普的謝菲爾德大學的前教授，和許多生物專業的研究者一樣，做到了學界頂端，然後選擇了收入更高的公司。
很多做基礎研究的教授，人到中年都會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他們的年收入往往和年輕自己10歲的藍領工人一樣，為了擺脫經濟危機，更多的是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家庭經濟問題，有機會轉行的生物學教授，很多都會選擇進入製藥公司。
以純收入論，製藥公司的高級技術官員拿到的薪水是學校薪水的5倍以上，厲害的拿到十倍也不稀罕。
不過，進入製藥公司通常意味着不再繼續基礎性研究，對於做了半輩子類似項目的教授們來說，這並不一定是令他們高興的決定。
8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歐美研究者是安貧樂道的，正如中國的研究者一樣。然而，里根時代的美國和歐洲，卻慢慢變的功利化和金錢化。社會評價成功者的原則也變成了能否賺到錢，而非社會貢獻。
可以說，自80年代以來，發生在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庸俗化並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60年代或者70年代，若是有國際生物研究會議，與會的老朋友會談自己的實驗和理論，並不多談實驗室條件和收入薪金，但到了80年代，情況顛倒了過來，老朋友們總是在談論實驗室條件和薪金，它們似乎也比實驗和理論更能證明成功，或者說，實驗室條件和薪金的重要性，在慢慢的超過純理論的價值。
特拉普首席技術官依舊保持着做教授時的嚴謹，看過了楊銳的實驗準備與實驗設計，又檢查了他安裝的設備，才退出臟器生化車間，讓楊銳和他的實驗助手自己操作。
近百頁的翻譯文獻，看起來也不輕鬆，特拉普也算得上盡職盡責了。
而更讓他感興趣的顯然是楊銳本人。一名中學生，能夠撰寫學術文章，在世界範圍內不能說稀罕，每個國家都有不少的早熟少年，可是，能看了說明書，就幫工程人員安裝先進設備的少年，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