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朝廷當予犒賞，豈有加害之理啊？」
隨即面色一板，又威嚇道：「昔日蘇峻若肯歸洛覲見，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於因疑忌而生亂心，進而敗逃江南哪？將軍若不歸洛，乃是疑忌朝廷，則尚望朝廷信任將軍麼？！終究為蘇峻故將，難道朝廷會讓將軍留在徐、豫，再做下一個蘇峻不成？！」
匡術嚇得一頭的冷汗，只得將兵馬交給陸衍，復與其子匡孝一起跟隨王貢還洛。王貢與陸衍勘測地形，反覆商議後，上奏朝廷，說待等國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東，但無舟船，長江難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戰船，訓練水師，以備不時之用。
裴該即命以衛循為水師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練兵。
衛循衛因之在晉時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負責東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幾個港口和「海軍」的建設。然而其成績卻並不如裴該之意——商業倒是管得不錯，海上舟師卻始終強盛不起來啊，那傢伙究竟把精力和錢糧都花到哪兒去了？
等到代晉之後，建康政權不從王化，則那些吳郡、吳興、會稽等地的海商，處境就非常尷尬了。絕大多數商團假裝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過，繼續與青、徐、幽、平，乃至三韓貿易——既然晉王沒有嚴令禁止，華人又不攔阻，還照舊有定額收稅，那咱們又何必因為政治紛爭而放棄發財的機會哪？
但也有部分豪強趁機干起了海盜的勾當，劫掠所遇商船——誰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來，只要不屬我家，皆可攻奪。衛循手上本來就沒有多少能戰之船，基本上難以遏阻其勢，全靠南方豪族自發聯合起來，形成類似於同業公會的組織，往往聚集大小船隻十數條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盜行為漸趨式微。
所以說，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夠把海貿給搞得風聲水起了，衛循因為不能禁絕海寇，威望下降，逐漸的只能在青州幾個中繼港口引水、抽稅，而無法再掌控海貿。裴該考慮到，即便零星海盜，暫時也還不敢上岸搶掠——況且從長江直到馬訾水（鴨綠江），目前只在山東半島的曲成、黃縣有幾個中繼港口，其餘地區沿岸十里內甚至更遠處，除了有官軍設防的鹽場外，就少有村鎮和居民，即便海盜上岸，也搶不到多少東西啊——則大力發展海軍並無緊迫性，因而才轉調衛循於巢湖。
一方面，衛因之好歹負責過海貿，對於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頗積累了一些經驗；另方面，他當淮海都督時間也不短了，又曾經跟蘇峻打得火熱，則不趁機換個地方，怕會形成割據之勢。
——即便無土地、無兵馬，但長期把持一個部門甚至一個領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難以貫徹，同樣可以稱之為「割據」。
曾經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夠關閉黃縣等處港口，禁絕海貿，以免資敵——因為絕大多數海商都來自於江南，尤以衛循出身的會稽郡為甚。對此裴該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貨，轉輸遼東，復將東北之貨，轉歸江南，確乎獲利甚豐，倘若把持在司馬睿或王氏手中，確實不得不加以制約。然而建康見不及此，或者雖有心而無力，則貿易所得不能盡為彼等所用，有何可慮啊？
「建康不過於海貿中抽些賦稅罷了，我朝在黃縣、曲成等處亦抽稅，足可抵過。況乎江南豪族，相互勾連，各恃徒黨，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復賄上欺下，隱匿財產，偷逃稅項。據報，建康從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則是海貿之利，我得其三，敵只得其一，如此好事，豈容廢罷？
「再者，海商自南來，入於青州諸港時，必將建康內情，通報於我；而我將來定南時，也可以關閉青州諸港為要挾，使彼為我內應——此天然之間者也，何必拒之於千里之外？」
至於海上貿易的兩個終點——交、廣和平州、三韓，本來就很偏遠貧瘠，還用擔心他們靠着海貿能夠很快富庶起來嗎？根本不必加以考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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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家政權的逐漸完善，裴該得以徹底從細務中抽身出來，而只負責大政方針的制定和重要事務的督責，倒是比在長安時要輕鬆一些了。
好比說，他詔下工部，使規劃長安新都的建設，工部尚書徐渝動作倒是很快，才開春後不久，便將圖樣草稿呈遞了上來，裴該一連花了好幾天的時間，逐一指出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