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畫中經常碰到這兩種情況：一是有些作品作者自書名款或鈐有印章；二是有些作品沒有款印。從古書畫的鑑定而言，前者是辨真偽，而後者則為明是非，二者是有區別的。
有名款印記的，要辨真偽，無印款的書畫在流傳過程中，經後人評定，認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這種評定，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正確的當然可信，評定錯了的，就不可信，因此還需要我們去辨別這些評定的是或非。這就叫明是非。
有些沒有被評定過的，我們還要重新去鑑別和評定，但這僅存在是的問題，而不存在非的問題。雖則如此，也屬於明是非的範疇。
以上說的是一般情況，還有一些特殊情況。第一種情況是，雖為無款印仍存在着辨真偽。主要是指人們仿元以前的字、畫、染舊所造的假古董。例如日本《爽籟館欣賞》畫集影印出來的幾幅無作者名款的所謂五代曹仲元、韓虬、左禮的「菩薩」、「水官像」軸，是晚清人可能出於廣東地區所造的偽作。畫上又仿書了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標題，說它是某某人所作。對這類假古董主要是從仿古做舊方面來辨識它的作偽的實質。因此，儘管它沒有款印，但鑑別它仍是一個辨真偽的問題。而對於鑑別偽作的趙佶標題，又存在着明是非的問題了。
第二種情況是，雖有款記卻是個明是非的問題。主要是指古代勾填摹仿的一部分作品，以書法為多，當時只是為了搞一個副本以廣流傳，並不是存心做假。如唐代《萬歲通天摹王氏進帖》，它是原底破損殘缺筆畫處，用墨線圈出示意，這正表明它不是存心作偽。對於這類東西，我們只要了解它確是唐摹本即可。至於原底的真偽，又當別論。因此，雖系有款人法書，但仍是一個明是非的斷代問題。
第三種情況是，一件東西之中，辨真偽與明是非雜糅在一起。如舊題為柳公權書的《蘭亭詩》卷，它本身是無款的真唐人書，被後人亂定為柳筆，題跋和收藏印也有真有偽，碰到這種情況時，要作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說它是真是偽，或是或非。
以上說明，要做到「辨真偽與明是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逐步積累經驗，鑑別古書畫的經驗豐富了，才能比較有把握。
在鑑別古書畫的真偽和斷代時，要不要從藝術角度去差別，衡量它們藝術水平的高下呢？就鑑定工作本身來說，所要判別的，首先應從作品的藝術形式手法，如用筆、用墨、用色、章法等等最基本的東西着手，舍此別無它途。但是那些高手作的書畫，其藝術手法、筆墨技巧的確要比一般畫家高人一等。
作偽者是摹學不到的。有些書畫家在世的時間長，而作品的藝術技能和水平又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從藝術技巧優劣的角度上來斷真偽，就必須將某一書畫家的作品按其藝術的發展情況分別定出幾個標準，而不能籠統地死守一種標準來衡量。否則，就會把不成熟的早期作品看成贗品。
作品的優劣標準，是一個比較難以說清楚的問題。世俗之人往往停留在「工」與「拙」的判斷水平上，以為「工能」總是優，「生拙」應是劣。繪畫畫得像真，且技巧又熟練，都可以說是工。但是專講像真，缺乏藝術獨創，那只不過是標本掛圖而已；技巧熟練到了油滑的程度，反而走向反面變為庸俗可厭。
書法寫得四平八穩是一種起碼的條件，雖工卻不能稱為優美的「法書」。對於古代的「文人畫」就不能片面講狀物是否逼真，刻劃是否細緻。他們往往追求有生拙之趣，而不以工能見長。書法中也有如此情況。這些問題很複雜，何者為優，何者為劣，是很難用抽象的名詞解釋清楚的，要得到正確的判別，只有在大量的作品中反覆閱看才能逐步熟悉它，得到比較明確的認識和理解。
進一步說，鑑定與鑑賞是兩碼事，絕不能把好壞和真假等同起來，簡單地認為好即真，壞即假是會犯錯誤的。如清王翬早、中年做了許多宋元人的偽本，那時他的繪畫技巧已相當高了，其仿宋元人的偽作，不一定在宋元人之下，如果不研究他的仿作像不像那些被仿的作品，單從畫得好不好、技巧高不高這一方面去着眼，就難免以為是宋元人的真跡。
還有一些本來是藝術上的高手，因為偶然的原因，遇到不利的客觀條件，如紙筆工具不好，或下筆時精神疲乏，興趣欠濃等等，就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