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他坐在大辦公桌的後面，上嘴唇碰下嘴唇，說得輕巧，朱紅麗死了，線索也斷了。」尚勇不滿道。
「好了，咱們也別背後談論領導了。商再軍交沒交代，為何要殺背包女孩余青？」方朝陽岔開了這個話題。
「說是童年留下的心理陰影，面積很大，見到有一條粗辮子的女孩，就控制不了殺心。」尚勇道。
應該不是撒謊，夜跑女孩沙梅子，就扎着一根粗辮子，很乾淨利落的樣子。
在方朝陽的審案經驗里，除了那些過激殺人者，大部分蓄謀殺人的案例，都有童年的傷疤，或者是單親家庭，或者受過嚴重的侮辱。
當然，這些都不能成為殺人的理由，可以找心理醫生疏導。只是，心理醫生的數量太少，魚龍混雜，收費也偏高，讓許多人傾訴無門。
尚勇邊吃邊講述商再軍的童年經歷，拋開他犯下的惡行，倒是可以寫一部血淚浸泡的苦難史。
那是個紛亂的年代，商再軍的父親曾是一名鎮長，不知道犯了什麼錯，讓一群拿着紅本本的年輕人給盯上了，被強行從辦公桌後拉出去，脖子上掛着個紙殼牌子，四處彎腰檢討認罪。
商再軍小時親眼目睹，父親被一名穿着草綠色制服，扎着粗辮子的女孩，用腰帶抽得死去活來，他嚇得在一旁大哭，也被不耐煩地扇了好幾個耳光，一腳踢在襠部，紅腫了好長一段時間。
後來就有人通知，他的父親去世了，死因說法不一，追問之下，來人一會兒說自殺，一會兒說犯病，沒多久就走了。
但是商再軍認為，父親是不堪折磨而死。沒什麼補償，何況母親也不敢要，後來就生活在富餘村，很艱辛地把他拉扯大，家庭非常困頓，甚至去撿病死的家畜回來吃。
記得有一次，商再軍拿刀將發臭的腐肉砍碎，還引來了母親的落淚。
「他母親什麼時候去世的？」方朝陽問道。
「十九年前。」
「差不多對上了，六二五碎屍案就發生在富餘村的玉米地里，應該也是他幹的。」
說這句話時，方朝陽的心頭是沉重的，如果證實是商再軍所為，那就真出現了冤案，公檢法都要接受輿論和良知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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