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唯一障礙，唯山海關而已。而山海關至神京不過9日行程，神京若是受到虜兵威脅，則天下必然震動。
今日大明之局勢，是山海關衛神京，神京衛中原，而中原衛東南。因此若要挽回時局，當先固根本，根本固則枝葉繁。
以臣看來，北方的塞防才是大明的根本，而西南土司的叛亂不過是枝葉暫時受損。
只要平息了遼東虜亂，讓北方邊境平靜下來了，則西南土司叛亂不過是疥蘚之患，舉手而可平之。
因此臣以為，今日大明應當把精力全部放在北方，西南之地只要派一大臣，統領西南諸衛軍徐徐圖之即可，不應再分薄剛有起色的北京陸軍軍官學校的師資力量…」
雖然鹿善繼說得正義秉然，但是朱由檢卻不認為這是他的心裏話。
在陸軍軍官學校建立之前，大明武官的來源有三，將門子弟、武舉進士、文官轉任。
看起來，這武舉進士應該是能力最為優越，成為軍隊中的中流砥柱才對，畢竟他們是真刀真槍在科場上考出來的。
但是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大明軍中真正能夠統帥大軍作戰的名將大帥，首先是文官轉任武職的，其次是將門子弟。真正出身於武舉的進士，卻很少出現能夠獨擋一面的名將。
同樣是基於科舉的取士，為什麼文進士和武進士的選材結果會如此迥異。
一方面就是在於，不管是文學還是武事都是需要傳承的，再出色的天才，也需要無數次的基礎磨練，才能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出來。
作為一名考中文進士科的文官，已經證明了他的智商是超出一半人的。加上本身就已經具備的基本的歸納總結的學習方式，再通過閱讀各種軍事典籍和歷史文獻，就能夠形成屬於自己的用兵理論。
接着用他手下的軍隊去驗證這種理論，只要付出足夠的人命，自然也就學會了如何指揮作戰。
而出身將門的子弟，從小在長輩的耳提面命之下，對於軍隊的編制並不陌生。且長輩們在行軍中犯的錯誤，積累的經驗，也會一點點的灌輸到他們腦子裏。
加上身邊跟隨的上過戰場的家丁的提點，只要不是特別愚笨的人，總還是具備了基本的軍事指揮能力的。
唯有這些武舉出身的武進士們，在軍中即沒有熟悉軍陣之人的指點，又因為學識程度大多只是粗通文墨，無法自行閱讀軍事典章汲取前人的經驗，對於軍事知識所知有限，很少能夠擔當方面之任的。
另一個方面則是，考文進士是文官們負責，靠武進士同樣還是文官們負責。在這個時代，對於軍事有興趣的文官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文官還是喜愛詩詞歌賦的居多。
讓這樣的文官們去選拔武進士，必然會出現向肉搏能力靠攏的科舉內容，而不是偏重於軍事指揮方面的科舉內容。
這樣一來，武舉考試也就流於形式，成為了運動競技比賽。再加上朝堂上文官對於武官的偏見，導致朝堂對於武舉考試並不是十分看重，因此武舉無疑要比文進士科舉更為普遍。
也因此武舉選拔出來的人材，完全不能勝任軍隊指揮官的要求，更無法同文試的重要性相提並論。
當崇禎向孫承宗等人建議，建立陸軍軍官學校的時候，包括孫承宗在內，也不過是把這所軍官學校當做了規模擴大的武學而已，對於這所軍官學校並不怎麼重視。
但是隨着軍校建立後，各門課程的確立，教學內容的不斷擴展，他們終於意識到了陸軍軍官軍校同以往的大明武學是完全不相同的一類東西。
如果讓他們現在來形容陸軍軍官學校是什麼，他們第一個反應是書院，第二個反應這是一所開放性和包容性遠超所有書院的學校。
孫承宗等人這時才發覺，崇禎並不是想要建立一所培養高級將帥的學校，而是把統帥軍隊的職能分成一個個單獨的部分，並進行不斷的深化，最終形成一個指揮體系。
在這個指揮體系中，每個人都需要各負其責，且每個人都能隨時被替換下來，而不會對軍隊的戰力有過大的影響。
雖然這樣的指揮體系限制了某些將領的自由發揮，但是卻保證了，總參謀部對於軍隊的絕對指揮。不會出現，某個將領離開後，這隻軍隊就迅速衰敗下去，或是無法指揮的動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