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倒霉蛋石田三成閉門思過。這個結果不僅使得毛利輝元甚為不滿，而且跟輝元一樣，與石田三成關係不俗的上杉景勝也同樣受到影響。在石田三成被迫引退後不久，毛利輝元便與上杉景勝私底下接觸，提防德川家康。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哪怕在這個時候，上杉家與德川家仍然保持相對良好的關係。因為，對於德川家康一步步排擠其他偏向於石田三成一方的大名的行為，上杉景勝並未進行積極的干預。
總的來說，直到今年(慶長四年)八月下旬，上杉景勝與其首席重臣直江兼續一起回到會津為止，德川、上杉兩家在表面上是沒有隔閡的。
那麼，為何在他們剛一離開京都，兩家的關係就突然急速惡化呢？
首先是上杉景勝重臣之一的藤田信吉突然率領家族及家臣離開上杉家，或者說是逃離上杉家。他們跑到下野國(位於關東，屬於德川家康勢力範圍)，向德川家康尋求庇護；
接着，位於會津西鄰的越後國春日山城主堀秀治的重臣堀直政向德川家康告密，指上杉家領內有不尋常的舉動，如大量動員去進行土木工事，似有不軌企圖。
上杉家進行大量的土木工程是否真有不軌企圖呢？事實上，上杉家慶長三年春天受豐臣秀吉之命，從老家越後遷移到會津不足半年，豐臣秀吉便撒手人寰。
「天下人」豐臣秀吉的死對日本而言自然是天大的大事，上杉景勝身為顧命大臣之一，自然不可能在這緊急關頭回領地去。他跟重臣直江兼續一直待到慶長四年八月下旬，才有機會回到新領國。
按照豐臣秀吉生前的指令，大名家在沒有批准下，是不可以私自在領地里大搞基建的。但是，考慮到上述上杉家的情況，實在也是情有可原，因此沒有人去追究。
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目前明面上的繼承人德川秀忠在三月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上杉家正在領地內進行建設，在寫給上杉景勝的信中也表示理解之意。換句話說，上杉家進行領地建設一事，其實早已通知周邊，就連不接壤的德川家同樣知道此事。
更重要的是，所謂堀直政告發的說法，在後世只出現在上杉家的史料、軍記，以及大名鼎鼎的「直江狀」里。如果真有這樣的大動作，足以驚動遠在百多公里外、沒有跟會津直接接壤的堀家的話，那麼與會津接壤的大名也應該會報告才對，但在史料上卻絲毫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記錄。
因此，德川家康與上杉景勝之間出現的矛盾，最大的焦點顯然並不在於上杉家的領內建設問題上。
真正的問題有兩個，一個與藤田信吉有關。這位出逃的上杉家臣逃到德川家康的領國後，沒有任何動向可循，他逃出上杉家的原因也是撲朔迷離。一般相信他是因為當時的上杉家完全由直江兼續以及他的黨派控制，出身他國的藤田信吉日漸被孤立，最終出走上杉家以求發展。
同時後世還有個可供推論的證據，即藤田信吉在關原之戰後，獲德川家康封賞為一萬石的大名，於是有史學家認定藤田信吉因為挑起事件，讓德川家康有機會壓制上杉家而立下功勞，才會得到賞賜。
也就是說，這部分學者推測正是因為藤田信吉於二月下旬逃入德川家康領地後，便告發上杉家有不軌舉動，使德川家康有了機會出手。
雖然部分學者這麼認定，但仍需指出的是關於藤田信吉的記載，除了「直江狀」外，基本上在歷史上這位藤田信吉沒有任何存在感，他的名字也基本消失在史料中，直到關原之戰的封賞中才再次出現。
因此，他到底是否告發上杉家(或者說是誣告)，也只有上杉家的記錄中出現過，並沒有自他史料可以左證，幾乎可以認為是個孤證，按理說是不應該採信的。
第二個原因則是上杉景勝身為顧命大臣之一，後來到了慶長五年初春仍然沒有上京，向主君豐臣秀賴行禮賀拜。
實際上，當時在京都、大坂，上杉景勝沒有上京的事早在四月初便成為話題。比如四月初八，島津義弘在寫給島津家久的書信里就曾經提到：
由於景勝不上京出動，增田長盛和大谷吉繼多番斡旋，但還是無果而回。尹奈昭綱(此人為德川家臣)將於本月四日出發前往奧州(意指前往上杉景勝的居城會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