頃。
假使賜地還算「合法」，那王田另一個來源就明顯不合法了，因為這就是占奪和投獻。占奪就是搶佔農民土地，投獻有兩種形式，一是將自己的土地獻給藩王，以求庇護，一是由權貴的豪奴或地方惡霸妄指民田為官田、荒地，將其進奉王府，結交藩王，獲得重獎。前者毫無疑問是違法，後者則是鑽法律漏洞，在這個時代而言，本質上也是違法。
例如：《陝西通志》記載，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屬有莊田8900頃以上，還佔有483處，桑園3處。楚王、韓王、肅王等佔有莊田均有數萬頃，僅佃戶就有數萬人。河南的土地被周王、趙王、鄭王、唐王、潞王等佔據大半，農民流離失所，原歷史上的朱翊鈞還不斷賜給自己寵愛的福王朱常洵土地，曾一次性賜地就達四萬頃——本來想賜四萬頃，受到朝中大臣的強烈反對而減半。
天啟年間，明熹宗又賜給予惠王、瑞王、桂王湖廣、陝西莊田各三萬頃。但地方官實在刮不出這麼多土地，熹宗竟強令攤派給四川、山西、河南共同「協濟」。
經過長時間的和平發展，戰亂減少，人口自然增殖，但由於生產方式的落後，封建王朝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開墾過多的荒地。如此一來，便產生了人口與土地的矛盾，也就是人口多，耕地少。遇到天災人禍，農民們為了討口飯吃，活下去，只得將土地轉給官僚、地主，以求活命，對農民來說，耕地是越來越少。
在這種耕地嚴重不足的情形之下，明朝的藩王們還大肆圈佔土地，將廣大農民更加推向深淵，那自然是毫無疑問的「官逼民反」，致命的明末大起義最終爆發。
現在高務實要動王田，朱翊鈞一方面覺得這是個擴充財政的好辦法，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如果這麼幹了，常洵怎麼辦？
高務實看出了皇帝的擔憂，平靜地道：「所謂整肅，自然是賜田不究，其餘充公。」
朱翊鈞頓時長舒一口氣，點頭道：「那就好，那就好，否則朕都不知道來日去到孝陵時，該如何與太祖交代。」
這話純屬扯淡，高務實一個字都不信。太祖可是將祿田收回，只給祿米的，是後來朱棣收了諸王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開啟了養豬模式，作為某種贖買才搞起了賜田。然後朱棣自己又大搞皇莊，引得各地藩王上行下效，通過各種非法手段謀取王田，最終才形成如今的痼疾。
所以，朱元璋雖然在經濟政策上有一大堆瞎胡鬧一般的爛賬，但不該歸他背的鍋也不能一股腦都甩到他頭上。
見皇帝接受了「王田整肅」的建議，高務實又提出了另一項改革：「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臣以為也該考慮。」
朱翊鈞簡直有些怕了，驚恐道：「什麼，還有？」然而高務實無動於衷，只是認真地看着他。皇帝狠狠咽了口吐沫，認命似的道：「好好好，你且先說來聽聽。」
高務實道：「諸王經商，這可是太祖嚴厲禁止的。」
朱翊鈞尷尬道：「你要說這個那朕在你那兒也有一些乾股。」
高務實的道德水準顯然是「實力不明，因人而異」，他居然能一臉平靜地道：「確實如此，但太祖沒說後代皇帝不得如此啊。」
朱翊鈞愕然道：「這也行？」
高務實語氣肯定：「法無禁止即自由——呃，臣是說，祖訓既然沒有說，那就是太祖無此限制，皇上自然做得。但反過來，太祖卻是明文禁止諸王經商的。」
確實，太祖朱元璋曾規定「官員之家，不能於所部內買賣」，「凡公侯內外文武官員，不得放債」等。然而藩王們還是不顧祖制，爭先恐後地參與商業活動。
正統五年(1440年)，廣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私往交趾境內買賣，交通外夷」。天順年間，江西寧王「占沿江地方，起豎倉敖，停商取利」，更為經商而造私舡千艘之多，經營規模之大，令人震撼。
正德年間，湖廣的榮王，內結宦官劉瑾，「占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肆千餘間」，巡撫韓重等官員堅持不給，劉瑾悉罷之。陝西的韓王「兼併山田市肆」，景王派官校將商業繁華之地「強收為業」，湖廣地區楚王「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
經商太容易發財，使得明朝後期「無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