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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道統之爭(下)

,而忽視了程朱理學道德修養的意義,所以完全違背了程朱理學糾正人心,改良社會的初衷,反而導致理學出現嚴重的「虛偽化」。而王陽明弘揚「知行合一」的心學旗幟,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復儒家「內聖外王」的經世致用傳統。

    從內聖的角度講,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萬物運行的「實理」。他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

    他將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則稱為「實理」,而對「吾心」格致的過程,就是對這些規律的認識過程。他說:「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

    所以在王陽明的心學體系中,心中之理,也是萬物之理,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他又說:「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因此他認為,格致心中良知,就可以獲得宇宙萬物的實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獲得實理之途。

    在獲得了「實理」以後,王陽明主張還要將其推致於日用常行之間。他曾激烈反對佛老那種脫離修齊治平路線的修養路徑。

    他說:「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佛教將現實世界君臣、父子、夫婦的責任和義務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贅,要「不著相」,其實就是要逃避。而心學堅持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一切學問都必須服務於宗法家國的大事業。

    他努力劃清心學與佛學的界限,說:「是故良知皆實理,致知皆實學,固非墮於空靈,一與事物無干涉,如禪家者流也。」凡是宣揚脫離倫常、事功而進行的道德修養,都不是儒家的「聖學」。

    曾有一官員對王陽明說:「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

    王陽明回答他說:「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王陽明歷來反對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事務來講學術,認為真正的心學、實學一定要能夠應用於「簿書訟獄」之類的政治實踐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個定論:「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來,道德修養只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慾,回歸社會的公德,並非要人們躲避社會的事務。如果只能在沒有錢財之處可以不貪、不盜,那麼道德修養還有什麼意義?

    故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錢穀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學本身並不空虛,「何往而非實學?」

    不僅學說如此,王陽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於世,恐怕也是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所不及的。所以說,王陽明也是一位「道德實學」的倡導者、實踐者。甚至可以說,與陸九淵相比,他的「事功」方面的成就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心學本來也是實學一派,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正如理學本是實學,卻逐漸走向虛妄一樣,陸王心學從實學走向虛妄也照例發生了,甚至這個變化的過程比理學更短——在王陽明的弟子輩就開始跑偏了。


    比如王學一脈最為著名的泰州學派(註:我依稀記得很早前有讀者讓我說一下泰州學派?)就是跑偏的典型。而且最厲害的是,這個泰州學派的「一哥」王艮,在王陽明本人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跑偏了,而且還根本拉不回來,差點把王陽明氣死。

    此公三十八歲時遠赴江西往游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之意的「艮」字。

    但是沒什麼用,王艮不僅經常與其師王陽明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

    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後來演變成了極度自私的「心學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搖車」招搖過市,遭王陽明指責。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但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制裁」,可惜已是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高務實認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沓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

    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但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王襞、羅汝芳、何心隱等人,子弟至五傳共有487人,一般認為羅汝芳為其集大成者。

    不過,這一派心學傳至如今,已經完全脫離了社會現實,比如著名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就是他的幾代徒孫。

    李贄的很多觀點並非不好,比如男女平等之類,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正如高務實在穿越十幾年後,已經不再考慮和身邊的家丁討論「人格平等」一般,再先進的思想也得符合社會現實,李贄以及泰州學派的很多觀點,根本不應該在明朝中後期這種時代流傳——過於超前本就是罪,何況他們除了部分的「超前思想」之外,還有很多真正的「異端」。

    比如說「散漫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者都是泰州學派中人流傳很廣的思想,看起來已經「先進」到開始討論「自由」這種後世的所謂普世價值了。

    但高務實從來不認可這兩種思想。

    無政府主義不多說了,這玩意根本就不該出現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當中——如此大一個國家,倘若「無政府」了,那簡直是人道主義災難。

    舉最簡單的兩個例子:重大天災來臨,沒有強力的政府,誰來救場?外敵兵臨城下,沒有強力的政府(軍隊),誰來救場?

    而散漫自由主義——嗯,米帝感染快兩百萬啦!

    可想而知,如今的心學哪裏還有一絲一毫的「實學」模樣?早已經虛妄得無邊無際,虛妄得絕不能讓他們染指國家力量了!

    這,就是高務實認為經世實學與陸王心學不得不戰的根由!

    往深了說,是為了「繼往聖之絕學」,堅持儒家最根源的「務實」;往淺了說,是要在冷熱兵器交界這個關鍵時期,保住大明這個至少相對先進的漢人王朝!

    這不僅是實學的道統之爭,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儒家的道統之爭!

    如此,何以不戰?何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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