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門頒佈詔令，這裏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國的使節。重要的是，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論述王朝對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現實的外交思想。
其實與後來刊印的《祖訓錄》比較，這裏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說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續。
首先，他為王朝確定的對外政策是「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顯示出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立場。然而，對外政策的基調又是和平的：「不可輒自興兵」，這裏明確說明了興兵征討的標準，是「為患於中國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說明自己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認為對外擴張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更會因勞民導致禍亂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則鮮明地表示出對於出征擴張行為的鄙視。
最後，太祖將對象一分為二，又一次提到對海外國家「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基本方針。
但在宣佈對外政策的重要抉擇以後，他同時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謹慎防備。直接說明將元朝北去的殘餘勢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將北部陸上作為王朝軍事防禦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時，太祖於洪武二十八年將進一步修訂完成的《皇明祖訓》刊佈於世，列於《祖訓首章》的對外關係，也就成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為明朝子孫世代必須遵行的基本國策之一，以成憲的方式留存於世。
為了讓子孫後代明確世代不與交戰的國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說的「不征諸夷國」，他在《皇明祖訓》中把它們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羅列出來。
十五個國家之前說過，就不再列出，但這裏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訓錄》中完全沒有提及的日本，雖然當時已經明確在絕交之列，卻也沒有被排除在外，同樣被列入了不征的範圍以內。
這無疑說明了明朝對於外國，無論建立朝貢關係與否，也無論為友為敵，是採取了一律「不征」的態度。這就不能不使人對於明朝初年以「不征」為特徵的對外關係的和平理念有了一個深刻印象。
後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觀意識雖然很美好，但現實發展就不那麼順利了，安南、高麗(朝鮮李朝前身)先後出了問題，都與大明出現了激烈的矛盾。
不過這兩國當時與大明的問題本書前文已有所述，這裏就略過不提了，直接說第三個出問題的國家，也就是當前高務實認為因「不征之國」思想限制得最讓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與日本的交往，起初經歷與其他國家相同，即大明通過外交文書告知「四夷諸國」而建立關係。然而，與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國家不同，表現在兩點上：
一是歷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敗的陰影不散；二是現實的，當時日本海盜侵擾問題持續不能解決。
在洪武四年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以後，根據《明實錄》，出現了「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並僧九人來朝，並送回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的結果，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
於是，洪武五年五月，太祖以明州天寧寺僧仲猷祖闡和南京瓦官寺僧無逸克勤為使臣，留學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壽和杭州中竺寺藏主權中巽為通事，護送使臣還國，前往日本。
不止這一次，前前後後數次明使前往日本，主要談的都是海盜侵擾。但當時日本正值南北朝時期，明朝聯絡上的是南朝的良懷，他其實無力解決海盜問題。
洪武九年，《明實錄》記載：「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太祖以表詞不誠，又一次詔諭之，觀之內容，歸根結底還是對於倭寇海上侵擾問題耿耿於懷。
自洪武七年五月祖闡、克勤出使歸來，六月日本遣使貢獻，遭到卻貢，原因是沒有表文。可見祖闡、克勤出使表面上是成功的，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改善關係。九年四月貢，以表語不誠，卻貢；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