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這樣可以更早地看到希望，早點完成靠勞動的原始積累。
織布的也是同樣的形式，但是也和紡紗工一樣，必須是幾家聯合成立合作社共同選出一個人作為承擔風險和借貸的代表。
其實這種空想的合作社運動並沒有什麼卵用，黨派內的空想主義者模糊地感覺到勞動是財富的唯一來源，但沒有意識到勞動和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創造財富。
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國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業者們的聯合，理論上只要不出問題，棉花紡成紗線、紗線變成棉布，肯定會賺到錢的。這其中的錢只要全部由勞動者所得，這就算是理想的社會了。
現在的局面是陳健和黨產出錢、基層組織控制着局面，在閩城內的棉紡行業內造成一種已經代替了政權的假象，讓一些人誤以為這種一條可取的路。
這一切所依靠的，還是所謂的良心，問題是如果沒有良心，只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價格、操控一下棉紗的價格，這些合作社就會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時候一樣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麼樣，這些舉動還是狠狠地打擊了閩城的棉紡行會和承包商。
幾天的時間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錢也不知道該用在什麼地方。棉紡行會內部也是搖搖欲墜，既不能操控棉紗的價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價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陳健放開了對手工業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業作坊的數量與所有參與合作社的數量比起來並不多，這就難以操控其中的價格。
靠着從原料、基層勞動到最終收購銷售的控制形式，這種方式可以暫時存在並且可能會讓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來陳健純屬出力討名聲，因為這些錢用在別的地方應該賺的更多。
然而並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時候，正是統計有票權資格選民的時候，負責統計的人忽然發現了一個嚴峻的問題：閩城以及周邊的農村，忽然間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權資格的選民。
從周邊農村到城市，墨黨用這種組織合作社、以自身名聲和財力做擔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將合作社的法律人，詭變為有票權的自然人。
單獨的手工業者因為財力和家產的原因沒資格有票權，可是聯合在一起後變成一個，其家產和財產數量卻恰好擁有票權。
大量的沒有票權的墨黨成員，則拿着黨產的股票、陳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紅股票做了登記，成為了有票權的人。
大量在蘭花風潮中陳健趁機購買的地產，轉移到了一些墨黨成員的身上。
愣生生在統計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權資格。
沒有出台關於這樣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沒有黨派組織的話，正常人也不會用這種辦法，也沒有這樣的組織力。
這麼卑鄙的事真的是沒人幹過，也沒人想過，可墨黨這群人就是這麼無恥地用漏洞幹了。
這一回，閩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腦袋想也會知道，忽然多出的這些擁有票權的人，會把票投給誰。
算上偶然事件的礦工請願與北方棉產區的軋花工反抗對比，這已經是閩城帶來的第五個可以驚動全國的大新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