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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對於後代毫無開疆拓土之功，反而丟掉華夏民族控制漠北前進基地和戰馬供給基地——河南與河北廣大地區（今河北、寧夏、內蒙、甘肅、青海等地）。近人習慣以盛唐時期的疆域來宣揚唐代開疆拓土之功（這如同炒股一樣，股票火爆時的帳面資產是靠不住的）。
實際上，由於安史之亂，不僅初唐和盛唐時期開拓的國土全部丟失，連漢隋等朝開疆之地也一併丟失。唐朝立國之策失誤，造成宋代立國困局終其始終。這種歷史上的因果關係一直被人忽視，使得許多本該唐朝承擔的責任反而由宋代背負。隋唐時代，中國遭遇千載難縫好時機：其一，突厥內部的分裂嚴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戰爭潛力和戰鬥意志；其二，經過長達兩百多年的分裂與戰亂，特別是北朝異族的殘暴統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統。在這種有利的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華夏民族的一個新的帝國時代。華夏民族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時期。如果採用漢初無為而治的政策，內修政治，外結友好。
文求治國之道，武求安邊之術。總結出類似賈誼之策、晁錯之謀、董仲舒之道這一類垂範後世的經典。那麼，唐代不僅給後代創造更多的文化遺產，還會使自己的國祚接近或超出漢代。然而，氣勢如虹的大唐，不僅沒有創造國祚的奇蹟，而且，它給百姓帶來的和平時期不僅不如漢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統治這兩朝的皇帝，特別是隋煬帝和唐太宗，對疆域都有很強烈的進取心。大抵兩位帝王都得國不正，急需建立奇功來自解。所以並不打算遵守中國古代傳統的安邊策略：愛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西周以此國策安邊而有三百五十餘年國運，可見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樣，有很多著名的歷史悲劇恰恰就是違背了這一古訓。申侯犯規，子帶破戒，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國都焚毀，幽王被殺，西周覆滅，東周危殆。三國魏晉，胡人歸附，皆安置於都城附近，江統勸出塞外，晉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後沒有幾年，終致彌天大禍。
西晉滅國，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華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鑑不遠，以太宗的神武聖明，本來對夷夏如何相處，該有清醒的認識，然而，有着胡人血統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淵是隋煬帝的表兄）本沒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煬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對於四夷遠服，樂得照單全收，並且安置於河南以示天恩浩蕩（匈奴舊地），使處京畿附近。
關於唐王朝這方面的國策，在貞觀朝內部也存在爭議，當時並不是沒有有識之士，實際上，魏徵就是一個正確代表。在《貞觀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確的記載。貞觀四年，李靖擊敗突厥頡利部，其部多來歸降。太宗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