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實施的保護勞工階級的一系列法律，並主張新文化打倒舊文化等主張。
有了這些本地開明士紳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支持，擊潰了北洋第五師的國民革命軍很快就把自己的主張推動到了膠東三府。雖然這些山東的民眾對於革命委員會的主張還是有些半信半疑，但是至少他們已經不會像之前那樣把革命委員會和國民革命軍視為外地人了。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不僅打擊了山東開明士紳和進步知識分子中一些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抱有幻想的右傾分子，也讓革命委員會藉機清洗了一批地方頑固勢力和封建式的大地主。
而幾場戰爭也讓買辦商人和會道門組織大受打擊，買辦商人因為戰爭失去了不少生意，而會道門組織在頑固派士紳和開明士紳之間左右搖擺的姿態，讓他們遭到了最大的打壓。
頑固派士紳覺得這些會黨正是開明士紳煽動暴動的底氣，不剿滅了他們，這些人過個幾天就又跑回來呼喊什麼「革命」了。開明士紳則覺得這些會黨一點都不可靠，許多人收了自己的錢卻最終去投靠了北洋軍和守舊派。因此雙方一旦抓到對方陣營內的會黨，一般都是問都不問就處置了。
因此當日軍入侵山東時，革命委員會在山東正處於一個極為微妙的處境，不管是政治力量還是武裝力量，革命委員會都處於最頂端，但是在思想上山東各界卻並沒有完全靠向共和黨所主張的勞工階層的統治。只是因為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關係，山東的舊社會體系正處於一種不斷瓦解的狀態，但是新的社會體系卻一時難以建立起來。
雖然革命委員會給了膠東半島的農民不少好處，但是這些農民卻並不敢接受這些好處，不少膽小的農民甚至把革命委員會給他們減去的地租和貸款利息，又悄悄的背到了地主家裏，向這些地主表示自己是安分守己的老實人，絕不敢不交或少交地租和利息。
共和黨對於這種現象自然是不滿的，但是那些地主卻振振有詞的說道：「我又沒有違背政府發佈的命令，他們自己把糧食送來丟在我屋裏，難道這也是我的錯？」
鄧振鏞對於這種反常的現象到是一語點破：「說到底就是山東民眾對於我們共和黨沒有信心，雖然我們現在控制了膠東半島，但是在膠東之外卻都是北洋和那些反動士紳控制的地盤。他們中許多人又沒有去過關外，自然也不知道我們的力量有多大。
因此看起來我們的政策給了他們一些好處，但是他們更擔心我們在山東待不久，到時候這些好處倒是成了反動派清算他們的罪證。要我說，當前的主要問題還是在於我們要先打贏北洋反動勢力，要堅定民眾對於我們的信心，讓他們知道天是翻不過來的，他們自然也就敢拿我們給的好處了…」
不過隨着日本軍隊在山東半島的登陸，原本還在左右搖擺不定的山東民眾，倒是在日軍的刺刀逼迫下徹底覺悟了。地主老爺們肯定是保護不了他們了，甚至於某些以腦子靈活著稱的鄉紳還同日本人拉上了近乎，試圖獲得日本人的保護。當然敢這麼幹的，幾乎家裏都是有留學日本的學生。
這些反動劣紳的行動倒是幫了共和黨一個大忙，山東革命委員會很快就把這些為日本人服務的地主打成了漢奸，並宣佈剝奪他們一切財產和政治權力，並以此為由對膠東各縣的地主鄉紳進行了監控和調查，強制徵收了他們手中的糧食。
隨着日軍在山東暴行事件的傳出，革命委員會的宣傳機器已經開始把土豪劣紳稱之為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是外國侵略者的天然帶路者，漢奸這個詞開始越來越招人痛恨。
在滿清統治的200多年裏，漢奸這個詞的惡劣程度遠遠不及禽獸一詞，畢竟滿清就是靠着三順王這樣的漢奸打下的江山，出賣本民族獲得榮華富貴，在儒家的體系裏叫做良禽擇木而棲。但是禽獸就不一樣了，無君無父之人就是禽獸，所以自然應當被天下人唾棄。
而民國初建，民族主義思潮剛剛在中國興起，漢奸和民族主義掛上鈎之後，對於漢奸的痛恨自然就超過了對於禽獸的不屑。而漢奸地主兩個詞聯繫起來之後，此時還算是中性偏向良好的地主，立刻開始轉向中性偏向惡劣的詞語。
大多數人此時並不明白這意味着什麼，就連共和黨內的許多同志也是懵懵懂懂。不過隨着這些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