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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方汽車廠剛剛返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內，吳川就聽說了英、法、俄三國駐哈爾濱領事來拜訪自己，正在一樓的客廳中等候着。
吳川一邊脫掉了有些厚重的外套，一邊對着辦公室主任胡秉柯說道：「他們這是還不死心，還想把德國人造出的飛機說成是我們轉讓的？」
作為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胡秉柯於辛亥革命爆發後返回，不過他選擇的是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而不是海上郵船，因此在路經哈爾濱的時候就被留歐同學給攔了下，參加了革命委員會。
一開始，如胡秉柯等旅法、旅英、旅比利時的留學生，其實更支持同盟會一些。一部分原因他們就是海外同盟會的一員，另一部分他們更欽佩孫中山一些。而旅德的留學生則更堅定的站在吳川這邊，他們認為吳川所描述的革命計劃要比孫更真實可靠。
不過，不管是支持孫中山的留歐學生，還是支持吳川的留歐學生，都認為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社會革命才能追上歐洲的革命派。因此他們對於孫中山和吳川的支持，並不是完全的思想分裂，而只能說是個人好惡的選擇。
隨着革命委員會一步步的強大起來之後，留歐同學會之間的分歧就慢慢彌合了。雖然現在同學會中還有一部分是欽佩孫中山的，但也沒人認為應該把孫中山請到東北來領導革命。在見證了辛亥革命中同盟會的表現後，對於同盟會寄託以莫大希望的留學生們，已經否定了同盟會的政黨屬性，認為這不過是個革命俱樂部，而不是什麼有建設性的政黨。
這些留歐學生之所以支持中國革命，是希望在革命之後中國能夠走上西方式的道路，而不是依舊在過去的傳統文化中兜圈子。只是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同盟會根本沒有表現出，能夠引導中國走上西方道路的能力，而宋教仁的調和主義更是在倒退，為了能夠獲得執政的權力，宋教仁甚至連那些守舊鄉紳也吸納進了國民黨。
面對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出現的混亂政局，留歐學生們只能全面倒向了共和黨和革命委員會。哪怕他們並不完全支持這種依靠組織紀律建立起來的工人政黨，而是渴望建立一個由政治理念凝聚起來的自由開放式政黨。
不過在袁世凱和孫中山兩人的合作下，前者反對一切政黨，後者反對一切不服從於自己理念的黨派，於是大家便很清楚的看明白了，在中國當前的環境下，想要建立起一個不靠武力和組織紀律，光憑政治理念去號召民眾的政黨，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理解了這一點之後，原本還試圖在共和黨和同盟會之間中立調和的留歐學生們，除了少數幾人還在堅持外，大多數都選擇了和共和党進行全面融合。從1912年開始連續5年的公派德國、美國留學計劃，每年約450名公派留學生，也正在加強留歐同學會的力量，這就更加無法讓留歐學生同革命委員會進行分離了。
而對於吳川和共和黨來說，雖然布爾什維克主義在號召工人和建立一個頑強堅定的組織上擁有着天然的優勢，但是在國家制度的建設上，留學生們的知識顯然更能發揮出作用來。畢竟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大家都沒見過，而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卻已經在國家制度的建設上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借鑑這些西方社會制度建立革命委員會所需要的社會制度，顯然更合理一些。
胡秉柯就是那些留歐學生中被挑選出來的優秀人才，從他被調到吳川身邊之後，就極大的減輕了吳川在事務性工作上的時間。
對於吳川表現出來的輕鬆無謂，胡秉柯可就顯得慎重多了，他很快就回道：「三國的領事這次過來好像氣勢更強烈了一些，我看他們應該不會如之前那樣，會輕易被您搪塞過去了。」
吳川從張雲榮手中接過了一件輕薄的外套穿上，這才有些不確定的說道：「難道說他們在德國人的飛機那裏又吃了虧了…」
樓下的客廳內，英國領事斯拉依、法國領事梅洛羅、俄國總領事特拉烏紹利特此時也正心思各異的交談着。雖然從二月份開始，英法在達達尼爾海峽開闢了一條新戰線，但在西線法國人也沒有閒着，跟着發起了香檳會戰。
然而令人焦心的是，不管是英國人主導的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