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鈞毫不遲疑的說道：「我和英國公使館的武官、外交人員就這場大戰都交換過看法，雖然當前的戰爭形勢使得戰爭雙方走向了對峙作戰，但是交戰雙方的任何一國財政都支撐不住長期的大戰。
更何況，當前世界最主要的硝石礦在智利、印度和中東，前兩者都在協約國的控制之下，而中東地區的硝石礦想要運到歐洲又要走海路，但英國又控制着海權，所以即便這場大戰不能在聖誕節之前結束，同盟國最多也就支撐到明年上半年而已。
因此時間對於我們來說是相當緊迫的，一旦歐洲戰場發生了有利於協約國的轉變，恐怕日本方面就不會如現在這麼退讓了。」
王葆真承認，就一個外行人來說，顧維鈞的判斷極為符合常識。不過對於一位能夠通過組織獲得各種情報和專業分析報告的涉外委員來說，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未免過於不稱職了。
習慣於從組織那裏獲得情報和分析，然後再做出判斷的王葆真，對於顧維鈞這種還停留在依靠自身能力收集情報的落後方式，既感到吃驚也表示欽佩。至少現在的他，是不敢依靠這等模稜兩可的情報來決定一國之外交的。
沉吟了片刻之後，王葆真便斟酌着向顧維鈞回道：「對於顧先生和外交部一些先生們對於國事的關心，我表示理解。
不過，我此次前來北京是代表着革命委員會的意志，革命委員會同樣把中國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場戰爭會很快的結束。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一國之工業能力決定了一國作戰的潛力，德國的工業能力雖然不及英法俄三國的總和，但卻是英法俄三國任一國家都無法單獨抗衡的。所以在雙方的速勝論破產之後，德奧同盟對英法俄協約的對峙戰很快就會變為工業能力的對抗。
當雙方徹底動員起本國的工業能力全力應對戰爭時，國家財政也就讓位給了全民財富的對耗。各國財政也許支持不了當前規模的戰爭多久，但是一旦把全民的財富導入戰爭對耗，那麼以英法俄德奧幾國積蓄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財富，絕不可能在一兩年內被戰爭消耗完畢。
所以，革命委員會的判斷和顧先生您的看法全然相反，時間拖得越久，無法結束歐洲戰爭的協約國各方，只會對我國越加退讓。
誠然，在歐洲大戰結束之後，協約國也許會返回今日向我們做出的退讓，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相信中國已經不是現在的中國了。
革命委員會始終認為，國家的安全應當求諸於自身，而不是寄托在列強的仁慈之上，否則我們永遠都別想獲得國家安全這種東西…」
顧維鈞最為反感王葆真的就是這一點，動不動就把革命委員會這個詞掛在嘴邊，搞得誰身後還沒有一個政府似的。不過他細細想了想，他還確實不能把北京政府這個詞掛在嘴邊，因為他說的都是自己的意思，甚至連外交部的同仁都未必會認可他的看法。
歐洲大戰開啟之後，政府內部就分成了兩派，留學英美的官員們認為協約國必勝，而北洋軍出身的將領們則認為德國會贏。陸軍部實際管事的徐樹錚，在日方宣佈對德宣戰後一度想要對德國人示好，只是因為革命委員會始終保持着對日強硬的姿態，才讓德國人放棄了和小徐接觸。
北京政府內部對於這場歐洲大戰的分裂立場，早就為報紙給刊登了出去，因此他哪裏還能以統一的政府立場應對革命委員會的立場呢？
基於不同信息作出的判斷自然是不可能一致的，王葆真自然不會將完整的消息透露給顧維鈞，因此他的提醒在顧維鈞看來，不過是得意忘形的托大之言。他並不認為在短短几年內中國能夠做出什麼改變，因此自然也就無法認同趁着歐洲列強難以動彈的時候出手。
而王葆真也有些瞧不起顧維鈞處處把國際法放在嘴邊的作風，雖然早稻田大學遠不及哥倫比亞大學，但是他並不認為自己在國際法的研究上弱於顧維鈞。
只是他跟着吳川的時間也比較久了，自然也就認同了吳川的觀點，當前的國際法不過是一群帝國主義者用來壓迫世界人民的工具。當它不妨礙人民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不予理睬；當它嚴重損害人民利益的時候，我們自然是要撕毀它的。
雙方的價值觀如此的不一致，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