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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顧維鈞和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顯然很有共同語言，而作為一個有志於在外交方面發展的新式官僚，顧維鈞幾乎每晚都會參加東交民巷舉辦的各種舞會和沙龍，以獲得同各國外交官熟悉的機會。
因此在芮恩施上任還不到一年，顧維鈞已經成為了美國公使館的常客。作為革命委員會辦理涉外事務的委員，王葆真自然是極為重視和美國公使芮恩施的關係，畢竟現在的美國政府和革命委員會已經結成了類似於准盟友的關係。
如果說1913年吳川的訪美活動讓美國政府意識到在太平洋對岸的中國還有一個親美的地方政權外，那麼在歐洲大戰爆發後的今日，美國政府已經看到了用革命委員會牽制日本和日英同盟的可能性。
不說芮恩施和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衛理本就堅定的「反日派」，光是革命委員會和美國企業界之間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聯繫，就不能讓美國政府容忍日本對於革命委員會的軍事入侵行動。
而革命委員會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同樣給了堅定支持革命委員會的芮恩施在國內和遠東以巨大的政治回報。此前因為大戰的爆發，使得英法不得不向美國有所懷柔，但英法並不認為美國有威脅協約國的力量，畢竟美國只有一隻人數不多且裝備落後的陸軍和一隻稍具規模的海軍，自保有餘而進攻不足。
在外交場合上英國總是把美國視為大西洋對岸的表親，但在私下英國人常常抱怨美國人，「小商販式的外交思維，幾乎沒有什麼長遠的外交方針，讓人難以適從。」
因此英法幾乎從不理會美國政府對於歐洲事務的看法，即便大戰開始之後對於美國政府的拉攏，也是為了獲得美國的信貸而不是希望美國插手歐洲事務。對於英法來說，除了在美洲事務上要稍稍聽一聽美國政府的意見外，這個世界其他地區的問題基本和美國無關。
在遠東地區，美國外交官的意見同樣是不大重要的，除了他們在附和英國的主張時才能獲得一些尊重。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卻有了極大的改觀，革命委員會對日作戰的勝利，不僅宣告了東亞一隻新勢力的崛起，也極大的打擊了英法對於東亞事務的決定權。
在外交方面革命委員會需要美國的出聲支持，而同樣美國在東亞的發聲也需要革命委員會在背後進行背書，雙方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合作，也就造成了王葆真和芮恩施個人關係的親密，即便雙方相交時間並不長。
不過令芮恩施有些頭疼的是，他所喜歡的顧維鈞和王葆真之間的關係卻算不上好，雙方幾乎從來不會同時出現在他面前。即便在他這裏碰了面，必然會有一方選擇告辭。
只是10月14日這一天，顧維鈞終於還是主動找上了王葆真，試圖找他談一談，以打破當前的僵局。
不過聽了顧維鈞口若懸河的說了一大通之後，王葆真只是反問了他一句道：「顧先生，你今日是以私人的身份來告誡我的能，還是以外交部顧問的身份來做說客的呢？」
顧維鈞沉思了片刻之後說道：「我只是以一個國人的身份，站在維護中國的利益上來對貴方說這些話。我承認，若無貴方在戰場上的浴血奮戰，就不能營造出當前於我國外交有利的大好局面。
但是貴方的力量在中國之內或可稱雄，真要放到國際上去衡量卻是不值一曬的。想來王兄也應當看過了歐洲大戰的不少報道了，歐洲列強一場會戰就要損失十萬乃至數十萬的人命，與之相比東亞的戰爭簡直都算不得什麼戰爭了。
今日協約、同盟兩大集團之所以對我國避讓三分，並不是因為貴方的武力，而是在於這兩大集團無暇分身而已。一旦歐洲結束，不管勝者還是敗者，都不是我國能夠與之抗衡的力量。
由是，當前對於我國最好的選擇，應當是趁佔着上風的時候儘快和協約國達成妥協，以免被同盟國拖進歐戰中去。也可防止歐洲大戰分出勝負之後，列強再次攜手對付我國，這才是對於國家最為有利的出路。」
坐在客廳窗下的王葆真饒有興趣的看着顧維鈞說道：「這麼說，顧先生你認為這場歐洲大戰不會堅持的很久了？」
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