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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治家們左右為難,不知到底是該在天津租界問題上單獨支持下去,還是跟隨着協約國向革命委員會做出退讓。前一個選擇雖然有現有的國際法框架作為支持,但是日本也知道這不過是繼續讓革命委員會增加對於日本的敵對情緒,在這樣的的國際時局下,這可不是什麼好現象。
至於後者雖然可以暫時緩和和革命委員會之間的矛盾,但是卻會引發國內的不滿和讓日本失去對於北中國的進一步影響力,這也是相當讓人難以下定的決心。
至於革命委員會這邊,則處於一種既興奮又麻木的緊張氣氛之中。雖然名義上中國已經拿到了納土納群島的主權,收復天津各租界也是遙遙在望,努力一下的話還能把外蒙古的麻煩都解決了,濱海邊疆區的收回也不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只不過現在中國的前景實在是太過美好,美好的一點都不像是真實的,哪怕是當初緊緊跟在吳川身後支持的黨員們,也沒有預料到會獲得這麼大的成功。雖然他們習慣了支持吳川,但是也沒有對吳川所主導的這三件事抱着全部成功的念頭。
然而現在這樣的奇蹟突然就出現了,這倒是讓他們有些不知所措了起來。不知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了,生怕一腳踏出,美夢就此不見了。
不過有的人還是很沉得住氣的,比如宋小濂雖然欣喜於天津租界OTg2NTc=的權利收回,卻依然還是把心思用在了兩件事上,治水和恢復開灤礦務局的營業上。
北京政府並非不知道,河道積久未修,盛汛宣洩不暢,以直隸之永定、北運五大河為最。但是在這個天下未定,且革命委員會再側咄咄逼人的時期,北京政府又怎麼敢把錢花在治水上,甚至北京政府上下還巴不得革命委員會如治理魯南、蘇北那樣,順便把河北北面的河道也給治理了,至少能夠讓北京少出點錢。
雖然北洋政府覺得革命委員會不會那麼的傻,但是宋小濂卻給負責治理北運河的徐世光撥款了。徐世光於去年接受任命治理北運河,他認為應當先治理潮白河,治理潮白河一是在古莊開鑿新河,疏通水道需要花銀250萬餘元;另一個工程是堵住上游李遂鎮處的決口,需要經費260萬餘元。
北京政府連75萬元的第一期治水費用都沒有給足,而在宋小濂接手河北水利事務後,就開始源源不斷的給他調動了大批的人力和物資,除了以上兩個工程之外,還在潮白河兩岸興建了不少水庫和引渠,多撥款了300餘萬元。
於此同時,夏陽從天津城內逮捕的1萬多幫派分子及犯罪情節輕微的街頭混混、吸毒者,都被拉到了河道工地上,這不僅極大的打擊了天津街面的混混和幫派,更是讓整個城市治安為之一變。原本各租界的外國巡捕都被清退,剩下的華人巡捕經過考核吸納入了天津市警察局,並進行了全面的警務改革。
治安、刑偵、交通、勞教、政治科、武警等各部門都被打亂重建,憑藉着軍事管制的強大威懾和收回各租界權利的聲望,到了11月底革命委員會主掌的天津市政府已經穩穩的控制住了局面。
而事實上,隨着革命委員會插手直隸治水事務,革命委員會的勢力其實已經把手伸到了北京北面不遠的昌平了。革命委員會的這種發展態勢,自然讓北京城內的北洋政府上下深感絕望的。雖然北洋政府中不少人覺得天下遲早要變,但是也沒想過變得這麼快。
要是革命委員會能夠這麼輕易的進入北京城,他們這些人還有什麼用處呢?而自從聽了一系列有利於革命委員會的消息傳來,就連袁世凱也是好幾天沒有露出什麼好臉色了。
只是就在袁世凱還沒想好接下來該怎麼應對革命委員會的咄咄逼人之勢時,河南又出事了。清末的河南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內陸省份,新式學校不過寥寥幾處。1908年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高達一兩萬人時,河南籍的留學生還不到1百人,甚至有些還是他省官派的。
這也就使得清末河南幾乎處於傳統的舊封建文化的控制下,因此同盟會河南支部的人數是各省中最少的之一,辛亥革命前不過20幾人。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河南的革命黨人還在文字革命階段,也就是宣傳階段,根本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