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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伸顯見到王葆真後，就攤開了自己帶來的南洋地圖，然後向其開門見山的問道：「你們想要那一部分？」
雖說王葆真已經有所預料，日本人必然會上門來找自己，畢竟現在革命委員會正代表着中國參加着這場關於南洋問題的協調會議。
不管吳川再怎麼在電報里告誡他，當前中國在南洋的力量還不足以維護太多的利益，因此對於南洋的問題不必沖在前頭，讓日本人去發揮為好。但是王葆真已經感受到，在歐美各列強的互相牽制下，之前強行破局的革命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令歐洲各列強考慮東亞事務時的一個重要因素了。
此時的沉默低調其實並不起作用，反而會令歐美各國以為革命委員會又在盤算着什麼計劃了。在歐洲大戰打到這種程度之後，協約國幾乎已經把自己的最後一份力量都用盡了，對於英國人來說，現在重要的不是讓革命委員會保持沉默，而是讓革命委員會把自己的要求公開出來，然後放到台前進行討論。
英國現在最為擔心的就是，還沒有把力量投入到這場戰爭中的革命委員會作出什麼錯誤的判斷，從而引發一系列的變故，那麼東亞的局勢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化了。現在他們對於日本也是如此，寄希望於在公開場合用國際條約堵上日本的無理要求，而不是在私下否定日本的要求，從而激怒日本人，招致不可預測的後果。
因此，在外交事務上已經頗有經驗的王葆真，並不想錯過這個日OTg2NTc=本人在南洋創造出來的機會。只不過之前兩次會議上他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而日本方面還在指望着英國人能夠放手讓他們在荷蘭人身上挖一塊肉下來，因此並沒有向革命委員會示好，他也就不着急出聲了。
他原本以為，還需要再熬一熬日本人，對方才會醒悟過來，在南洋問題上能夠支持日本的其實只有中國而已。卻不料日本人居然來的這麼快，還表現的這麼直白，差點讓他都不知該說什麼了。
當然，這種慌亂在王葆真身上很快就消失了，既然日本人把餐桌都擺好了，難道他還不敢下筷子嗎？只是略一低頭瞧了一會放在面前茶几上的南洋地圖，王葆真就調適好了自己的心情，轉而平靜的抬頭看着牧野代表說道：「對於革命委員會來說，重要的不是獲得哪一部分，而是要先建立一個新的秩序。若是以武力來劃分世界，那麼革命委員會現在對於南洋就沒有任何要求。」
對於王葆真現在表現出來的冷靜，牧野伸顯心裏確實是比較讚賞的。作為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在11歲時就跟隨岩倉遣歐使節團赴美，並在費城度過了初中到大學的少年和青年階段，牧野對於美國的實力是有着清醒的認識的。
而之後在伊藤博文手下做事，又從這位日本政治家身上學到了不少國際關係方面的認知，因此牧野伸顯一直都是明治天皇身邊關於外交方面的重要顧問。作為日本外交界的老前輩，牧野伸顯以為日本年青一輩的外交官，就定力和國際視野而言，恐怕確實不及面前的這位中國人。
只是，牧野伸顯手中有着這位中國外交官的生平資料，這位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學生時期，並沒有表現出多麼驚人的才能。和比他小八歲的那位天才外交官顧維鈞相比，王葆真最為出名的，還是他回國參加革命，遇到了那位革命委員會的領袖，並迅速為其所用的故事。
革命委員會和同盟會之間最大的區別大約就在於，提到後者便是孫文、黃興，如果不是宋教仁被刺殺，這位的名頭恐怕在普通人中都流傳不起來。隨着黃興也病故之後，社會革命黨也只剩下了孫文這一面旗幟了。
但是提到革命委員會，上海的耿謹文，北京的周樹模、王葆真，天津的宋小濂、夏陽，滿洲的朱和中、宋雲桐、梁廷棟等人，都有着不小的名氣。雖說，革命委員會中名聲最為響亮的還是那位領袖吳川，但是這位卻並沒有把其他人的光輝給掩蓋掉。
也正因為如此，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不管是日本政府還是北洋政府，一開始對於革命委員會的判斷都出現了偏差，他們都把革命委員會當成了同盟會，認為這是一個由各地革命黨人臨時組合起來的革命團體，只要稍稍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