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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對於吳川來說，這等簡略的組織架構，在他的時代不過是司空見慣的一種組織方式。正因為太過常見，反而讓人對這樣的基層組織變得熟視無睹，即便找個中學生出來，都能似是而非的說上幾句。
但是對於康斯坦丁和佩奇來說，吳川眼中極為簡略的組織架構和組織工作方式，都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頭腦中的認知。畢竟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政黨，除了社會民主工黨和社會革命黨之外，其他黨團都處於一種混亂而無約束力的鬆散形式。
後世資本主義社會聲名遠播的童子軍組織，這一組織的創始人英國退役軍官羅伯特·貝登堡，前年也才剛剛出版《少年警探》這一手冊，並在英國地方成立了第一支童子軍。集體主義精神，團隊協助的模式，在這一時代才剛剛萌芽而已。
而吳川眼中流於形式的少先隊、共青團和學生會，在過去的百餘年裏，都是共產主義最基層的組織。這些組織的架構和運作方式，並不是某些天才拍着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同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和封建宗族進行殊死搏鬥，用無數先烈的鮮血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
對於和平環境下長大的吳川來說，這些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似乎已經跟不上社會環境的變化了。但是對於康斯坦丁和佩奇來說，他們很能夠理解這樣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會給猶太人的組織帶去多少有益的教訓。
特別是生活在俄國這樣專制政權下的猶太人，康斯坦丁對於吳川所說的組織內部的安全保衛部門，更是充滿了興趣。在他看來，如果有了這樣一個部門，那麼猶太組織的安全性將會獲得成倍的提升，那些沙皇政府的密探和告密者，將只能在組織的外圍中轉悠，永遠都無法深入到組織的核心中。
對於金茲堡家族來說，沒有比這個更為急需的了。歐洲各國的一些猶太富豪們固然願意伸手幫助自己的民族，但是他們並不願意和本國政府發生衝突。如果幫助底層猶太人會牽連到自身，那麼這些人只會對底層猶太人的遭遇裝聾作啞。
此前俄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都爆發過針對中下階層猶太人的迫害行動，但是除了一些猶太富豪站出來試圖營救自己的同胞之外，更多的猶太富豪卻採取了置身事外的態度，說到底便是擔心本國民眾把怒火轉移到他們身上，於是採取了進一步討好本國統治者的姿態。
1905年俄國政府煽動民眾對猶太人進行迫害時，弗拉基米爾的父親G·金茲堡組織和領導了受害者救援委員會，以幫助那些無辜受到迫害的俄國南方猶太人。但是，更多的俄國富商卻選擇了對此不聞不問，他們便是擔心反猶風潮會刮到自己身上。
金茲堡家族雖然結束了在俄國開設的銀行事業，但是作為一個橫跨德、俄、英三國的跨國金融事業家族，這一家族在歐洲的金融界依然有着不小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俄國金融業有着重要的影響力。這也是G·金茲堡能夠冒着被沙皇政府問罪的風險，向俄國受迫害猶太人伸出援手的底氣。
不過，作為這一家族數代的附庸，康斯坦丁同樣清楚俄國政府對於金茲堡家族財富的垂涎，這才使得金茲堡家族從20年前開始，一直都在縮小在俄國的經營業務，並將財富擴散到其他行業中去。到了弗拉基米爾主持家族事務的時候，金茲堡家族在慈善和社會活動上的聲望已經開始超過了身為銀行家的名聲。
雖然這些聲望給了金茲堡家族一些保護，但是康斯坦丁並不認為，一旦沙皇政府抓到了金茲堡家族和猶太反沙皇組織之間的聯繫後，對方會不對金茲堡家族下手。所以，家族一直謹小慎微的活動着，唯恐讓沙皇的密探抓住把柄。
但是現在有了吳川描述的組織架構和安全保衛措施，康斯坦丁立刻意識到，這一方法對於金茲堡家族和猶太復國組織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一個設想。所以他才會，不厭其煩的追問有關方面的細節，從而在邏輯上驗證這些設想的可行性。
佩奇聽到這些關於組織的設想後，雖然有些驚訝但並不像康斯坦丁那麼的急迫，畢竟美國的反猶情緒並沒有歐洲這麼強烈。他倒是沒想到，吳川在組織上還有着這麼深刻的見解，他覺得自己對吳川的重視程度還是有些估計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