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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妥了革命委員會下屬金融機構的管理方式，宋小濂便帶着廣信公司和黑龍江官銀號的代表們先離去整理、討論如何同東北農業銀行合併的事項了。而張廷閣和牛子厚不僅留了下來，還去外面帶進來了兩位陌生的男子，似乎他們還有事情同吳川討論。
看到吳川不斷的打量自己帶進房間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張廷閣趕緊為他介紹道：「這位是張裕張弼士，張老先生。他身邊這位是張老先生的長子張秩捃先生。張老先生年事已高，最近幾年已經不問世事了。不過聽說了您打算把大批輪船以1元的價格租給中國的航運公司，就忍不住動了興致出門走動一下，想要和您談一談關於航運方面的事情。」
吳川下意識的看着這位氣色尚可的老人，脫口問道：「張裕葡萄酒？」
年已70的張弼士聽了這句話頓時面帶微笑的說道：「想不到小友還聽過我家葡萄酒的字號，我正好帶了幾件葡萄酒上來，請小友到時品嘗一二，也給個建議麼。」
吳川趕緊擺手說道：「我對於酒的研究不深，張老先生給的美酒我肯定不會推辭，但要讓給出什麼建議，那就是問道於盲了。咱們還是坐下慢慢說話吧。」
招呼着張弼士等人重新坐下之後，同對方寒暄了兩句之後，吳川便單刀直入的說道：「張老先生是實業家，我們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實業經營上面您要是給指點幾句，那對於革命委員會來說倒是能走不少彎路了。」
張弼士雖然是廣東人，但是他的語言天賦很好，不管是客家話、英語還是印尼土語、北方官話都能說的很標準，因此他和吳川進行交流基本毫無障礙。
別看張弼士年紀這麼大了，但是他的腦子可一點都不糊塗。他在印尼發家之後便開始轉移家業回國內，卻又沒有返回梅州老家而是跑去了山東煙臺去種葡萄，就能看出他對時局看的很清楚。
彼時華人雖然在印尼頗有發跡者，但是荷蘭人對於華人富豪的提防也一直是從來沒有放鬆過的，他要是不急流勇退的話，必然要成為了荷蘭殖民者的打擊對象。而國內南方的革命形勢一日千里，特別是廣東更是革命情緒最為激昂的地區，他要是跑回梅州老家置業，恐怕也難以避免戰火。
倒是山東煙臺，這裏不僅風氣淳樸且還是英國人的租借地，他在這裏種葡萄倒也不必擔憂為清廷或革命黨所惦記上。當然，這並不代表他就不關心實業建設了，否則他也不會同張榕軒兄弟一起創辦裕昌和廣福二間遠洋航運公司，又支持張耀軒籌辦中華銀行。而他自己歸國的目的，原本也是應盛宣懷的邀請，幫辦中國通商銀行的。
只是在沒有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支持下，辦理一家華人自己的現代銀行顯然是極為艱難的。雖然在官僚資本的支持下，中國通商銀行在短期內在全國各地鋪開了局面，但是隨着庚子國難爆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京行首遭焚毀，天津分行亦隨之收束，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臺一個支行了。
鑑於世道敗壞如此，張弼士於是也淡出了通商銀行，專心在煙臺種植自己的葡萄去了。直到張廷閣試圖以一元一艘的年租金向華人航運公司出租輪船，這才算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滿清發起洋務運動以來，朝廷對於辦理實業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明確的。一是為了牟利，一是為了強軍。故朝廷辦理的事業，要麼就是如同張之洞辦理漢陽鐵廠那樣不惜代價，只要解決中國的自產鋼鐵問題，解決生產軍械的原料問題就可以了。
要麼就是如同開灤煤礦和招商局、電報局那樣，儘快讓企業盈利，動不動就要企業報效，完全不理會企業的長遠發展。正是在這種急功近利的指導方針下，洋務運動開始落幕之後，各地操辦起來的近代工礦業完全不成體系，既不能互相提供機械裝備和原料以降低工業成本，又無法對自身的工業技術進行自我提升，只能成為外國工業的原料和初級加工產品的提供者。
就好比航運事業上的發展，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之後，中國的進出口貨物總量到了1910年，大約已經達到了5-6000萬噸的數目，而中國自運的貨物總數大約還不到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