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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本翹趕緊接過話回答道：「對於革命委員會去年在內蒙、華北的大規模防疫救災行動，我們這些商人都是極為佩服的，我們也一直想跟在革命委員會身後為國家做點貢獻。
聽說革命委員會有意從大同修一條鐵路通往秦皇島，還有修建大同到蒲州的鐵路計劃，我們這些山西人聽說後，對於這兩條鐵路的修建都是翹首以待啊。
山西的煤鐵資源素來為北中國之翹楚，只是苦於為群山環繞，難以運出省外，如果能夠建成這兩條鐵路，則山西之富源就能為國家所利用，對於山西民眾和國家來說都是一大幸事。
所以，若是革命委員會有什麼吩咐，我們這些山西人很願意為革命委員會做些四處奔走的活計，如果建設鐵路有需要的話，我們也願意竭盡所能的提供支持。」
渠本翹說的不是空話，而是發自肺腑的真心話。作為渠家的掌門人，他是最早意識到山西票號不改革不行的代表人物，但是山西票號中的守舊勢力太大，而東家和掌柜之間的互相制衡，也使得他無法左右自家票號中那一幫掌柜的想法。
直到辛亥革命之後，山西票號倒閉了將近一半，這些票號的掌柜OTg2NTc=們方才如夢初醒，開始想着要接受新事物了。但是這個時候，俄國、外蒙的商路被切斷，南方的茶山又被革命黨和地方勢力所侵佔，接手了大清銀行的江浙財團開始形成，在市場上配合着外國銀行不斷擠兌山西票號的生意，這就使得山西票號舉步維艱了。
晉商過去同官方結合的太過緊密，這使得晉商通過官方的支持壟斷了對外蒙古和俄國的商路，從而成就了晉商的輝煌。但是這種和官方緊密結合的封建官商模式，隨着大一統政權的傾覆，弱勢的共和政府上台後就成為了極大的包袱，他們對於官府的支持並不少給，但是過於頻繁的政府變更，卻使得晉商對於官員的投資一一打了水漂。
雖然晉商中也有新式人物，比如山西孔家投靠了南方革命黨，一時之間在南方頗有生發。但是山西孔家在晉商中都屬於小字輩，江浙財團能夠容納一個孔家，卻不可能容納一整個晉商團體。
對於立足於上海、浙江的江浙財團來說，把失去了政府支持的晉商從長江流域驅逐出去，拿下這片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已經是不可更改的目標了。這也是江浙財團支持黎元洪、孫中山，卻反對北洋和共和黨的根本原因。北洋對於南方的經濟掠奪，破壞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秩序；而共和黨比北洋更狠，在共和黨的工業金融體系下根本就沒有江浙財團的位置。
以渠本翹為代表的晉商向共和黨的靠攏，實質上就是希望更改道路，在一個由共和黨統治的大一統政權下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和現在還混的風水生氣的江浙財團不同，已經山窮水盡的晉商們已經沒有選擇了，他們需要為自己的家族和跟着票號、商號吃飯的數十萬家庭負責，自然就無力向吳川提出什麼要求，只有希望對方能夠給自己指出一條出路了。
吳川沉默了數秒後終於出聲說道：「1912年初我接待一位從山東過來的革命同志，他跟我說了一個故事，我一直不敢忘記，今天就和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淮河以北的地區，過去一直都是災害頻繁發生的地方，要麼上游下雨，下游水災，要麼上游無雨，下游旱災。1911年的宿縣又是一個災荒之年，這位同志從宿縣路過時看到了這樣一個情景。
一個鄉下農民在縣城裏賣出了一挑柴，從而買了幾塊餅帶回去。但是他出縣城不久，就有饑民奪走了他的餅，這位農民當然跟在饑民身後直追不舍。
因為兩人都是飢餓交迫無力，因此跑起來都非常緩慢，但是賣柴的農民還是比饑民多了幾分力氣，前面的饑民眼看着跑不過後面的農民，就乾脆跑到了路邊的廁所中，用人糞塗抹在餅上，希望能夠讓農民放棄這幾塊餅子。
但是這個追逐的農民並不因為餅子上被塗抹了人糞而不要，他將奪回的餅子在路邊用水沖洗了一下，就放在懷裏帶走了。這位同志和我說，他一直都記得那位農民的麻木神情和那個饑民的絕望眼神，因此他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革命究竟能不能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