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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耿謹文來說，北京城最吸引他的，不是東交民巷各外交使館舉辦的舞會和酒會，也不是當前聚集在京城各處的各方政治人士的集會，而是位於外城西部的琉璃廠。
和上海的十里洋場不同，北京還是一座保持着諸多傳統的舊城市，在這座城市中又以匯聚了各地書商和文玩的琉璃廠最能代表這座城市的過去。
隨着清初滿人入關，漢人從內城趕出之後，從內城趕出的漢人官僚就搬到了琉璃廠附近居住，而各省的會館也就跟隨着這些官員修建在了附近，以便於本省的官員方便前來會館聚會。
因為官員和上京赴考的舉人們都居住於此，因此全城的書市也就集中到了琉璃廠，於是就成為了讀書人視為天堂的「京都雅游之所」，有點雅癖的文化人要是入京而不來琉璃廠淘件玩意回去，都不好意思說自己來過京城。
耿謹文雖然不是那種淺薄的知識分子，但是對於書籍文玩也確實有些愛好，他覺得看書和欣賞字畫總比愛好黃賭毒強多了。那些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雖然不乏革命熱情，但是也從日本學到不少壞風氣，比如對於性的放縱。
不管是伊藤博文還是高杉晉作，這些維新元老們在年輕時一個個OTg2NTc=都風流的很，不管是認識朋友還是討論革命，幾乎都是在妓院中集會的。同盟會中的不少留日學生，雖然沒有建立起伊藤博文或是高杉晉作這樣人物的功績，但是他們倒是把對方的風流學了個十足。陳其美、吳祿貞都是以好色著稱的革命黨人。
而留學歐美的革命者就顯得保守了許多，特別是共和黨的領袖吳川，不要說上妓院，就連姨太太都沒養過一個。原本留學歐美的學生就比留學日本的學生要少的多，加上同盟會的主要成員是以留日學生為主，因此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黨人並不以為喜好女色是個問題，陳其美甚至乾脆把革命的指揮部設在了妓院內，同樣沒有什麼人質疑。
但是隨着革命委員會的勢力日盛，吳川和共和黨在中國政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革命黨人中放浪形骸的人就越來越少了。如耿謹文這樣的黨內高層也越來越意識到，吳川對於黨員的個人癖好是相當重視的，特別是那些沾染上黃賭毒的黨員，現在幾乎已經不能入黨，為他人隱瞞惡習欺騙組織介紹入黨的介紹人，現在也是要負連帶責任的。
要知道，在辛亥革命時，不沾染黃賭毒的革命者幾乎很少，特別是那些會黨和綠林好漢就沒有不碰妓女和賭博的。這也是國民革命軍一開始的風氣並不怎麼好的原因。
不過到了今天，已經沒人願意或是敢於就這一問題挑戰吳川的意見了。耿謹文還聽東北的老朋友寫信來說，吳川現在正安排人員徵求各界意見，以擬定一部婚姻法。在這部新法律中，將會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則，確定一夫一妻制度，而共和黨員敢於違背法律的，嚴重者將會被開除出黨。
聽了這個消息之後，耿謹文就更不願意去沾染吳川所厭惡的那種低俗愛好了。其他人也許還不太了解吳川，在吳川身邊待了一段時間的他還是很清楚對方的性格的。
在不涉及原則性的問題上，對方也許會給人留幾分情面，但是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對方幾乎不會做出任何讓步。這一點上，吳川要比孫中山做的好多了。
由是，在抵達北京尚未進入正式的工作，又不願意應酬那些北洋政客、官僚宴請的耿謹文自然也就跑來了聞名已久的琉璃廠，一邊逛着書市，一邊看看有沒有漏可撿。
說起來，現在北京的書市正處於一個繁榮期，因為水災的緣故，河北各地受災的災民帶來了不少好東西，從而給琉璃廠提供了大批貨源。而河北雖然受災，但是戰爭景氣期並沒有過去，因此城市裏的有產者還是過的相當不錯的，還有心思玩字畫古玩，此外就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人，也經常來中國淘換各種古籍和文物。
因此耿謹文來到琉璃廠之後就發現，這條不到一公里長的街道上居然會熱鬧成這個樣子。陪着他過來的張壽增則為其介紹街道兩側的店鋪，「…這榮寶齋是京城最為著名的文房四寶店鋪，他們家中頗有不少近代大師的書畫作品，不過最為出色的還是木版水墨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