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微末，貪腐遁形
李孜省，南昌人士，原為布政司一名小吏，本有望通過選拔進入京師任職。然而，命運的轉折點出現在他因貪污行為暴露之時，為躲避法律制裁，他選擇留在京城，暗中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這一決定，不僅為他個人的命運埋下了伏筆，也為後來的朝廷動盪埋下了種子。
二、迎合帝好，五雷法起
明憲宗朱見深，這位對超自然力量充滿好奇的帝王，其對方術的痴迷不亞於對治國理政的興趣，這無疑為那些懂得把握時機之人提供了晉升的捷徑。李孜省，一個原本籍籍無名的布政司小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現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野心。
李孜省意識到，要實現階層跨越，僅憑常規路徑已難有作為，必須另闢蹊徑。他深入研究五雷法，這門源自道教，據說能夠調遣風雨、治療疾病的秘術，成為了他手中的關鍵棋子。五雷法的神秘色彩與明憲宗的偏好不謀而合，李孜省看準了這一點，決定以此為突破口。
然而，通往皇帝的道路並非坦途，宮牆高聳，層層障礙。李孜省明白，要讓自己的「奇技」得見天顏，必須藉助內廷的力量。於是，他精心策劃，開始與宦官梁芳、錢義等人建立密切聯繫。在明代，宦官往往手握重權，能直接影響到皇帝的決策。李孜省憑藉其圓滑的交際手腕和對人心的精準把控，很快便與這些權勢宦官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梁芳與錢義被李孜省的誠意和他所掌握的五雷法所打動，決定助他一臂之力。他們利用自己在宮中的地位，安排了一場精心設計的「偶遇」。在某個吉日，李孜省攜帶精心繪製的符籙，通過宦官的引薦，呈現在了明憲宗面前。這些符籙不僅僅是紙上的符號，它們承載了李孜省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方術的深刻理解，更是一種對皇權心理的精妙把握。
憲宗見到這些神秘的符籙，以及李孜省對五雷法的講解演示，不禁大為驚奇，對這位突然出現的「奇人」產生了濃厚興趣。李孜省憑藉其對五雷法的「精通」與對皇帝心理的精準拿捏，迅速贏得了憲宗的青睞。從此，他從一個邊緣小吏一躍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正式踏入了權力的核心地帶。
三、特旨升遷，干預朝政
成化十四年，隨着明憲宗對李孜省的信任日益加深，他特旨升遷，越級授予李孜省太常寺丞之職。太常寺作為掌管國家祭祀禮儀的重要機構，其丞位雖非內閣重臣，卻因直接關聯皇家儀式，地位顯赫。然而，這一提拔立即引發了朝野的震動，尤其是那些秉持正直的官員，對李孜省的驟然崛起感到憂慮。
御史楊守隨與給事中李俊等清流之士，基於對朝綱正義的維護，勇敢地站了出來。他們聯名上疏，彈劾李孜省品行不端，認為其通過旁門左道獲得皇帝寵信，不具備主持國家祭祀的道德資格。這些言辭犀利的彈劾文書，充分體現了當時部分官員對朝廷正氣的堅守，他們試圖以此喚醒皇帝對國家傳統的重視，阻止李孜省繼續濫用權力。
面對洶湧的輿論壓力，明憲宗非但沒有動搖對李孜省的信任，反而表現出更加明顯的袒護姿態。他非但未採納彈劾意見，反而以賞賜金冠、法劍等行為，公開彰顯對李孜省的支持，這些物品不僅是物質的獎賞，更是權力的象徵，標誌着李孜省已獲得了直接向皇帝密奏的特權。這種做法，無疑使得李孜省的影響力從宮廷禮儀擴展至政事決策，為他干預朝政鋪平了道路。
隨着時間推移，到了成化十七年，李孜省的權勢達到了新的高度，他晉升為右通政，這一職位讓他在權力結構中更進一步，成為溝通內外、影響政策的關鍵人物。李孜省並未滿足於此，他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清除政治對手，鞏固自身地位。王昶事件便是其手段之一，通過對朝中反對勢力的無情打壓，李孜省樹立了不可一世的形象，讓許多官員不敢直言，從而在事實上確立了自己在朝中的獨大地位。
四、朋黨勾結，弄權誤國
在成化年間，隨着李孜省權勢的日益膨脹，他開始構建自己的政治網絡，與鄧常恩、趙玉芝等傳奉官結成了緊密的朋黨聯盟。這些傳奉官，多是通過非正規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