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方從哲，字汝愚，號中涵，出生於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浙江德清縣人，但在戶籍上屬於直隸順天府錦衣衛軍籍。他自幼勤奮好學，專注於《詩經》的研究，才華橫溢，以順天府學增廣生的身份，在萬曆十年（1582年）的順天鄉試中脫穎而出，名列第81。緊接着，方從哲在萬曆十一年（1583年）的會試中，取得了第300名的成績，隨後在殿試中榮獲二甲第30名，從而被授予翰林院編修的職位。
方從哲的文采斐然，他的文章深受首輔王錫爵賞識，甚至被收錄入文選，成為學子們的楷模。在東宮講學期間，方從哲多次上書神宗，堅決維護太子（未來的明光宗）的地位，展現了他的忠誠與遠見。[3]他的政績與學識得到了認可，被擢升為從四品朝列大夫，擔任過國子監司業、祭酒等職，期間他還上書請求停止開礦收稅，這一主張與東林黨和浙黨相契合，體現了他關注民生的一面。
然而，方從哲的正直性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當司禮監秉筆太監田義試圖讓自己的侄子不經正當程序獲得官職時，方從哲堅決拒絕了這一要求，這引發了田義的不滿，後者威脅要整治方從哲。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方從哲選擇了辭職歸隱，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閒居生活。
在家閒居期間，方從哲並未與世隔絕，反而擴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聲望日益提升。東林黨領袖葉向高非常賞識方從哲，多次舉薦他續修玉牒、出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但方從哲並未立刻接受這些職務。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朝廷面臨嚴重的官員短缺問題，尤其是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來主持會試。在這一關鍵時刻，葉向高再次舉薦方從哲，希望他能出任禮部右侍郎，協助主持會試。經過葉向高的多次上書，明神宗最終決定委任方從哲為吏部左侍郎，與葉向高一同主持會試。
然而，神宗的這一中旨任命引起了言官的反對，因為這與吏部的推薦名單不符。面對壓力，方從哲提出辭呈，但神宗堅持己見，執意任命他。方從哲此次復出，不僅預示着他將面臨的複雜政局，也為他日後成為內閣首輔的道路埋下了伏筆，昭示了他未來職業生涯的坎坷與挑戰。
二、成為獨相
方從哲的復出並非偶然，而是基於當時內閣的特殊需求。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葉向高作為內閣中唯一的閣臣，曾多次上書請求增補閣員，卻始終未能得到神宗的回應。[1]這一局面使得內閣的運作陷入困境，決策效率大大降低。然而，當方從哲重新踏入政壇，明神宗似乎看到了解決內閣人員短缺問題的契機，迅速下令增補閣臣。
同年九月，方從哲與前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一同被任命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加入內閣，共同輔政。但吳道南尚未及時抵達京城，實際上，方從哲與葉向高二人承擔起了內閣的主要職責。
起初，葉向高作為首輔，掌握着內閣的決策大權。然而，當他離開京都時，方從哲便不得不獨自面對政務的重擔。他曾試圖召回舊輔臣沈鯉以加強內閣力量，但這一提議遭到皇帝的否決。面對御史錢春對他逢迎皇上的指責，方從哲主動請辭，顯示出他面對批評時的謹慎態度。神宗的安撫與挽留，則表明了皇帝對方從哲的信任與倚重。
隨着吳道南的到來，內閣看似回歸常態，但不久之後，吳道南因輿論壓力和個人原因，多次請求離職，並最終因母喪而離京返鄉。方從哲再次面臨着獨自輔政的局面。他深知內閣力量薄弱的危害，立即上奏請求推舉並補充閣臣，以增強內閣的決策能力。
然而，神宗似乎對方從哲的能力充滿信心，認為一人足可勝任，始終未有增補閣臣之舉。[9]面對這樣的狀況，方從哲並未放棄努力，而是堅持每月上奏，力圖改變現狀。儘管如此，神宗的態度未曾改變，內閣始終維持着方從哲一人輔政的局面，直至萬曆帝駕崩，泰昌帝即位，方從哲才得以卸下獨相的重任。
三、入閣期間
方從哲入閣輔政之際，明朝正面臨一系列內憂外患。從東宮講讀的中斷，到皇家婚事的延誤，乃
第207章 方從哲：一位備受爭議的明末首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