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申時行，出生於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公元1535年9月12日，他是長洲（現今的江蘇蘇州）人，出自富商申士章之家。他的早年經歷充滿了轉折與機遇。由於其祖父在年幼時過繼給了徐姓舅家，申時行在童年時期姓徐。直到後來高中狀元，他才改回申姓，歸宗認祖。
蘇州，自古以來便是江南文化的發源地，商業的繁榮吸引了無數商賈雲集於此，同時，它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在這種獨特的文化與商業雙重滋養的環境中，申時行自幼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聰明才智，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既承襲了文人的儒雅氣質，也汲取了商人的精明幹練。
申時行的學術道路異常耀眼。在應天府鄉試中，他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脫穎而出，獲得了進京參加會試的資格。對於任何一個學子來說，這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意味着離最高學府的殿堂僅一步之遙。
二、翰林編修
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春天，一場決定無數士子命運的殿試在京師展開。申時行以其卓越的才華，在近三百名應試者中脫穎而出，被評定為榜首，榮獲狀元之譽。根據慣例，狀元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職位，負責編纂國史，申時行自然也不例外。進入翰林院後，他勤勉工作，不久便晉升為左庶子，雖然名義上是東宮左春坊的長官，但實際上，申時行更多地是在以左庶子的身份執掌翰林院事務。隨後，他又被提升為禮部右侍郎，成為禮部的副手，負責協助部長處理各項禮儀與文化事務。
然而，申時行的仕途並未止步於此。在經歷了世宗與穆宗兩朝交替之後，萬曆五年（1577年），他被委任為吏部右侍郎，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位置，因為吏部掌握着官員的選拔與任命，其重要性在六部之中居首。此時，明朝的改革派領袖張居正正處於權力的巔峰，作為申時行的「座主」（即主考官），他對申時行寄予厚望，認為他是一個可以信賴並執行自己改革計劃的人選。
申時行在吏部的任職，完全符合張居正的期待。他處處遵循張居正的意願，使得後者對申時行的評價極高，認為他是個難得的能人。然而，就在張居正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之際，他的父親不幸病逝，按照傳統禮制，張居正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面對國家改革的大局和個人的倫理責任，張居正陷入了兩難境地。戶部侍郎李幼孜提出的「奪情」建議，即讓張居正繼續留任，引發了朝野的廣泛爭議。張居正的政敵趁機群起而攻之，迫使他在輿論的壓力下返回江陵老家履行喪禮。
三、進入內閣
張居正離開京城返鄉守喪之際，深知國家大事不能無主，於是向神宗皇帝推薦了兩位親信進入內閣，以補足他在朝中的力量。這兩位人選分別是禮部尚書馬自強和吏部右侍郎申時行。神宗接受了張居正的建議，隨即下詔，馬自強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而申時行則被授以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重任，二人正式加入內閣，參與國家重大決策。
申時行的晉升並不止於此，不久之後，他便被提升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這一連串的升遷，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日益增強。此時，內閣中除了新入閣的馬自強和申時行之外，還有呂調陽和張四維兩位老臣。然而，呂調陽因年事已高且身體多病，實際上已經很少參與內閣的日常工作，這就使得實際在內閣中活躍的閣臣僅剩下張四維、馬自強和申時行三人。
在張居正離京的日子裏，神宗皇帝特別下令，所有重大國事需迅速報告給張居正，由他做出最終裁決，而一些較為次要的政務，則交由張四維全權處理。在這樣的權力架構下，申時行在內閣中的位置顯得較為邊緣，主要是起到輔助作用，尚未能發揮其獨立的決策能力。儘管如此，申時行並未因此氣餒，他深知自己在內閣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而這也是他進一步施展抱負的機會。
四、鬥爭言官
萬曆十年（1582年）的夏天，隨着張居正的離世，朝廷內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顯着的變化。張居正去世不久，便遭到了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其政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