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儀隨後也因憂憤而亡，留下張居正一人獨攬大權。
這次政治動盪對萬曆皇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他意識到了皇權的重要性。年輕的萬曆皇帝並未因此消沉，反而堅定了自己掌握朝政的決心，他秉持「用人唯我」的原則，牢牢控制着朝廷的人事任免，展現出「少年天子」的魄力。在張居正的輔佐下，萬曆皇帝在位前十年勵精圖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考成法的實施、一條鞭法的推廣，以及加強邊防等，使得明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活力，開創了所謂的「萬曆中興」。
四、太岳輔政
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後，朱翊鈞將朝廷大權幾乎全數託付給了他，同時將內廷事務交由馮保處理，形成了「外有張居正，內有馮保」的格局。朱翊鈞對張居正的尊重與信任，表現在日常言辭中，他總是以「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相稱，這種尊稱在古代中國極為罕見，顯示出他對張居正的極高評價。1572年六月，即張居正就任不久，朱翊鈞便在平台單獨召見張居正，這在明穆宗在位期間從未發生過，此舉極大地提升了張居正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向朝臣們展示了朱翊鈞決心治理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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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展開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推行了「考成法」。這是一種旨在整頓官僚系統，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要求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實行層層監督，確保責任到人。張居正通過考成法，有效地減少了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使政府運作更加高效，增強了皇權的權威。朱翊鈞雖然年幼，對祖制並不十分了解，但對張居正的信任讓他在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經濟領域，張居正推動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清丈，二是「一條鞭法」的推廣。1578年，福建行省率先開始土地清丈的試點，兩年後，這一工作在福建宣告完成。隨後，朱翊鈞與張居正決定將清丈推廣至全國，戶部為此制定了詳細的實施規定，到1582年底，全國的土地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地一百四十餘萬頃。同時，「一條鞭法」作為一種簡化賦稅徵收方式的改革，也在1581年全面推廣，極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標誌着張居正改革的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十年，朱翊鈞與張居正的合作，使明朝政治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明顯改善，為明朝中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然而，1582年張居正病逝，朱翊鈞開始親政，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在親政後，朱翊鈞主持了「萬曆三大征」，即寧夏之役、朝鮮之役和播州之役，這些軍事行動雖然鞏固了邊疆安全，但耗資巨大。不過，據記載，這些軍費是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即便在三大徵結束後，國庫仍有剩餘，顯示出改革時期的經濟成果為國家提供了堅實的財政基礎。
五、怠政黨爭
萬曆十四年（1586年）開始，朱翊鈞的生活方式發生了顯着的變化，他沉迷於酒色，健康狀況隨之每況愈下。這種變化反映在他執政的中後期，幾乎完全停止了上朝，處理政事轉而依賴於諭旨，而非傳統的召對形式。特別是「萬曆三大征」之後，朱翊鈞對於日常政務的興趣明顯減弱，甚至被禮部主事盧洪春指責日夜沉溺於飲酒作樂。
這一時期，明朝的官僚體系陷入了嚴重的黨爭之中，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眾多派系相互傾軋，爭鬥不斷。而國本之爭，即圍繞立皇太子的爭議，更是激化了宮廷與朝臣間的矛盾。朱翊鈞偏愛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執意為其爭取豐厚的王府莊田，引發了長達數年的福王莊田之爭，進一步加劇了朝野的對立。
其間，梃擊案的發生，即一名自稱張差的男子闖入太子居住的慈慶宮，事件背後是否涉及宮廷陰謀，一度引發軒然大波。朱翊鈞迅速將此事定性為「瘋癲奸徒」的個人行為，避免了事態的擴大，但這同樣暴露了他對於朝政的疏離和對潛在危機的迴避態度。
自萬曆十七年（1589年）起，朱翊鈞徹底停止接見朝臣，導致內閣出現「人滯於官」、「曹署多空」的局面，朝政陷入癱瘓。他對於財富的追求也不
第191章 萬曆帝：盛世與衰敗的雙面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