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經歷
朱翊鈞，這位未來的萬曆皇帝，出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當時正值其祖父嘉靖帝的晚年。由於嘉靖帝晚年沉迷於道教，對於立儲之事異常敏感，甚至到了諱言的地步，因此，朱翊鈞的出生並未立即得到公開宣佈，更不用提命名。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在明穆宗朱載坖即位之後，廷臣們才上疏請求立太子，同年正月十八日，朱翊鈞才正式被賜名為「朱翊鈞」。這個名字寓意深遠，寄予了治理天下的期望——「鈞」意味着如制陶般掌控國家的命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朱翊鈞的生母李氏，出身低微，原本只是宮中的一名宮女。隨着朱翊鈞的出生及逐漸成長，李氏憑藉兒子的地位得以晉升為貴妃，實現了「母以子貴」的轉變。在那個時代，作為皇太子，朱翊鈞自小就被賦予了未來治國理民的重任，因此，從年幼之時便開始了嚴格的學習生涯。
明穆宗深知太子教育的重要性，特意挑選了一批飽學之士擔任朱翊鈞的教官，負責教授他治國理政的知識。這些教官不僅傳授儒家經典，還引導朱翊鈞了解歷史上的治國經驗，以及朝廷的規章制度。朱翊鈞本人也非常勤奮，加上母親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使得他在學業上進步迅速。
李太后對朱翊鈞的教育投入了極大的心血。每當講習經書的時候，她都會親自監督，確保講官們能夠認真授課。每天清晨，李太后都會在五更時分將朱翊鈞喚醒，保證他能夠準時參加早朝，學習處理朝政。正是在這種嚴格的教育環境下，朱翊鈞不僅掌握了豐富的知識，也養成了勤奮、自律的品格。他後來曾自豪地宣稱，自己在五歲時就能讀書，這足以證明其早年教育的成效。
二、沖齡踐祚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明穆宗病情惡化，預感大限將至，於是在病榻旁召集了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和高儀，進行了最後一次託孤。明穆宗緊緊握住高拱的手，將國家重任託付於他們，同時，立於榻旁的10歲太子朱翊鈞，被寄予了繼承大統的厚望。明穆宗的遺詔強調了太子需遵循輔臣和司禮監的指導，勤奮治學，任用賢能，避免荒廢朝政，確保帝業穩固。
明穆宗駕崩後，朱翊鈞於六月初十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開啟了長達四十八年的統治。面對幼主臨朝的局面，高拱提出新政五事，旨在規範政務運作，要求萬曆皇帝親政，增強與輔臣的溝通，同時確保所有奏章均需經過內閣審閱，意圖限制司禮監的權力，防止宦官專政。這些建議雖出於對幼主的保護和對朝政的憂慮，但也反映了當時權力鬥爭的複雜性。
萬曆皇帝自幼即位，卻展現了非凡的勤奮與自律。他遵循祖制，每日前往文華殿，聆聽儒臣講讀經書，學習治國之道。不同於其他明朝皇帝，朱翊鈞對學問的追求幾乎無休無止，即便是嚴寒酷暑，也堅持每日的經史研讀，僅在每月逢三、六、九的常朝日暫時停歇。這種對學術的執着和對國事的專注，展現了他作為君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三、內閣爭紛
朱翊鈞即位之初，面臨的是一個充滿政治動盪和內部紛爭的朝廷。明穆宗去世後，內閣權力的分配和皇權與宦官勢力的平衡，成為宮廷政治的核心議題。其中，內閣首輔高拱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之間的矛盾尤為尖銳，這場權力鬥爭，不僅影響了萬曆皇帝的早期統治，也對明朝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馮保，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宦官，深受明穆宗的寵信，而高拱則因拒絕支持馮保擔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兩人結下了不解之仇。在明穆宗駕崩後，馮保利用權力真空，通過遺詔成功排除了對手孟沖，自己坐上了司禮監掌印太監的位置。與此同時，高拱試圖藉助文官的力量扳倒馮保，授意多名官員彈劾馮保，但張居正卻暗中與馮保勾結，計劃排擠高拱。
張居正表面上是高拱的盟友，實際上卻在策劃高拱的下台。張居正利用萬曆皇帝對高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言論的誤解，加劇了皇帝對高拱專權的疑慮，最終在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被免職，張居正接替他成為內閣首輔。高拱的離去對朝堂造成了巨大衝擊，
第191章 萬曆帝：盛世與衰敗的雙面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