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仕途
胡季堂初入仕途，憑藉父親胡煦的蔭庇，得以擔任順天府通判一職。順天府作為京畿之地，管轄範圍包括北京及其周邊區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胡季堂在此期間積累了寶貴的行政經驗，為日後更高層次的工作奠定了基礎。由於表現出色，不久之後，他便被提拔為刑部員外郎，再後來又晉升為郎中，逐漸在中央官僚體系中嶄露頭角。
在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和聲望後，胡季堂被派往地方任職，先是擔任甘肅慶陽知府，繼而成為甘肅按察使。在這個過程中，胡季堂不僅展現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還表現出了對民眾疾苦的關注和改善社會狀況的決心。特別是在擔任江蘇按察使期間，胡季堂遇到了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江蘇按察使司的辦公地點與監獄相距甚遠，這給日常工作的開展帶來了諸多不便。
當時的江蘇按察使司設在江寧（今南京），但監獄卻位於蘇州。兩地相隔數十公里，這使得每次需要處理涉及監獄事務的案件時，都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往返之間。這種情況不僅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不必要的開支。胡季堂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認為這種情況不利於司法工作的順利進行，於是決定向朝廷提出改革建議。
經過深思熟慮，胡季堂上書嘉慶帝，詳細陳述了辦公地點與監獄分離所帶來的諸多不便，並提出了將按察使司搬遷至蘇州，以便與監獄合併辦公的想法。此提議旨在提高工作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同時也方便對囚犯的管理和監督。嘉慶帝對於胡季堂提出的合理化建議給予了高度重視，並最終批准了他的請求。
二、秉公斷案
胡季堂在刑部的任職經歷是他政治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胡季堂被擢升為刑部侍郎，僅過了五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他又升任刑部尚書。這一系列快速的晉升，充分展示了他在司法領域的卓越才能以及皇帝對他的高度信任。
在刑部的幾年間，胡季堂並沒有安坐高位，而是多次親自前往各地巡視監獄，了解實際情況。他走訪了直隸、吉林、江蘇、山東、河南等多個省份，深入基層，檢查獄情，發現並糾正了多起冤假錯案。這種親力親為的態度，不僅讓胡季堂獲得了廣泛的尊敬，也為他贏得了公正無私的好名聲。
有一次，胡季堂前往河南商丘檢查監獄情況，乾隆皇帝特別下旨提醒他，作為河南籍人士，在審理家鄉案件時更要保持客觀公正，避免牽連過多官員，以防將來引發報復事件。胡季堂深知皇恩浩蕩，因此在處理案件時更加小心謹慎，力求每一步都做到公平公正。
就在商丘期間，胡季堂遇到了一起看似普通的案件——劉氏絕食身亡案。案情是這樣的：商丘有個名叫湯秉五的人，對守寡在家的劉氏進行騷擾，導致劉氏不堪其辱，最終選擇絕食而亡。然而，當地的官員卻因接受了湯家的賄賂，裁定劉氏的死亡為自殺，未對湯秉五採取任何法律措施。劉氏的父親對此判決極為不滿，當得知胡季堂前來視察時，立即向其申訴冤情。
胡季堂接案後，立即展開調查，仔細審閱了所有相關證據，並聽取了多方證詞。經過一番縝密的分析，他認定原判存在明顯錯誤，並重新審理此案。最終，湯秉五被依法懲治，劉氏之父終於看到了公正的結果。胡季堂的這一舉動，不僅為劉家伸張了正義，也再次證明了他堅持真理、勇於糾錯的職業操守。
胡季堂的公正無私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讚揚，並且在山東遭遇災荒時，他被委以重任，代理山東巡撫一職。面對災情，胡季堂迅速採取行動，上書請求允許使用本省的漕米用於賑濟災民，這一舉措有效地緩解了災情，穩定了民心。這些成就進一步鞏固了胡季堂在朝中的地位，回京後，他被授予太子少保的榮譽，併兼任兵部尚書
三、揭發和珅
嘉慶三年（1798年），胡季堂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並獲賜戴孔雀花翎，這是對他能力和政績的認可。然而，真正讓胡季堂名聲大噪的是他在嘉慶四年（1799年）所做的一件大事——揭發和珅。
乾隆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