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不僅是追求真理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們在工作中的一種語言表達藝術。不辯則事不清，不辯則理不明。主觀臆斷、不允許一點不同意見的人，必然不能令人信服，工作也必然會出現偏差。因此，一個有着科學頭腦、良好素質的人，其語言表達必然離不開辯論這種形式。
●針鋒相對，揭其要害
在辯論中要善於抓住對方的要害之處，針鋒相對地進行反駁。一是反駁其錯誤論點，用事實分析，直接證明對方論點的虛假和荒謬；二是反駁其論據，直截了當地揭穿其論據的虛偽性，論點的不正確也就隨之暴露出來了；三是反駁論證，通過揭露對方論點和論據之間的邏輯關係錯誤，最終推翻其論點。
秦孝公想起用商鞅變法，便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變法大計。會上孝公對群臣說：「繼承君位，不能忘了鞏固政權，這是國君應當遵守的原則；實施法治務必闡明國君的長處，這是臣下應有的品行。我現在想通過變法來治理國家，變更禮制來教育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非議。所以要大家發表意見一起來想辦法。」
商鞅率先亮出了自己的觀點，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主張。他說：「法是為愛護人民而制定的，就是為了辦事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人只要以使國家富強，就不死守舊法；只要能對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遵循舊禮。」
商鞅的主張得到了秦孝公的贊成，卻遭到了甘龍和杜摯等人的反對。甘龍說：「不對。我聽說，高明的人不改變民眾的習俗來進行教化，有智之士不變更舊法而治理國家。這樣，不費力就會成功，官民相安無事。現在如果不按秦國的舊制辦事，改變禮制來教化人民，恐怕天下都會非議君上，願王明察！」
商鞅立即駁斥甘龍說：「甘龍所說，不過是世俗之言。一般人總是安於舊習慣，迂腐的學者也往往沉溺於所學的學問之中。所以，這兩種人做官都固守舊法，是不能和他們討論舊法之外的事的。夏、商、周三代禮制不同，但都稱王於天下；齊桓公、晉文公等五個霸主各自的法令也都不同，卻都稱霸於諸侯。所以高明的人製法，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於法；賢能的人變更禮制，而無能之輩只會被禮制約束。拘泥於舊禮的人，不足與之談論國事；客觀存在制於舊法的人，不足與之討論變革。王不必再疑慮了。」
這時，杜摯站起來給甘龍幫腔，說：「我聽說，沒有萬倍的利益，就不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新器具。還聽說有這樣的話：『效法古代沒有錯，遵循禮制不會出偏差』。請王好好考慮！」
商鞅立即予以反駁：「前代教化人民的方法都不同，哪有什麼古法可仿效？歷代帝王的禮制都不相重複，又有什麼禮可遵循？遠古的伏羲、神農時代教育而不懲罰，後來的黃帝、堯、舜就實行懲罰了，但不濫施懲罰，及至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各自根據當時的形勢而立法，根據事情的具體情況來制禮。顯然，禮和法是因時勢的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法令要與形勢相容，各種兵器、鎧甲、器械裝備都要便於使用。所以我說：治理國家不是只有一種方法，只要有利於國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湯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古法，一樣地興盛起來了；夏桀王、殷紂王雖然沒有變更舊禮制，卻也滅亡了。由此可見，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議之處，遵守舊禮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國君不要再疑慮了！」
商鞅的一陣雄辯，使甘龍和杜摯的守舊論調顯得那麼蒼白無力，秦孝公的疑慮打消了，他說：「好，即使天下的人都來議論我，我也不再猶豫了！」至此，才有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圍繞着「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觀點來進行辯駁的，群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祖宗之禮不可違」與之針鋒相對。這場舌戰，商鞅之所以獲勝，關鍵在於他用「古代賢王法」「禮皆可變」的大量事實駁倒了眾人，從而贏得了秦孝公的信任，真正是事實勝於雄辯。
●反嘲斥謬，以柔克剛
這一辯論方法就是抓住對方嘲諷的話頭，反過來用嘲諷的方法予以反擊，使對方處於被嘲弄的尷尬境地。
在一次外貿談判中，中方代表拒絕了一位紅頭髮的西方外商的無理要求。這傢伙惱羞成怒，竟然出口傷人：「代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