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孫權在後來進行的內部穩定的戰爭中，曹操一直沒有進行干涉，這從客觀上為孫權成功平定江東的叛亂、鞏固自己的地位獲得了寶貴的時間。
《三國志·張紘傳》注引《吳書》云：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勛；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三國志·張紘傳》云：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原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勛。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從這兩段資料中可以看出，為了孫吳政權的穩固，張紘不但在幕後運籌帷幄，而且親臨前線獻計獻策。如此盡心盡力，難怪孫權會對張紘十分尊敬，同傳注引《江表傳》中說：「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張紘為孫吳政權立下的第四個功勞，是建議孫權建都秣陵。張紘認為秣陵「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後來劉備到訪東吳時，也認為應該把都城定在秣陵，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孫權後來也實現了張紘的遺願——建都秣陵。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也有記載：「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拋開所謂的「地有其氣，天之所命」不談，一個國家的定都，本來就意義非凡。定都秣陵，符合「天子守國門」的原則，也表明孫吳發展、防禦的重點放在曹魏方向，是國家基本國策的一個表現形式。
張紘在還吳迎家的路上病故，臨終之時，曾經給孫權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張紘反覆告戒孫權「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中的言語同諸葛亮的《出師表》有異曲同工之妙：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暗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作為為孫吳政權草創、建立、鞏固立下汗馬功勞的兩朝元老，張紘沒有另外一名元老張昭的固執，動輒以顧命大臣自居，而是居功不自傲，「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時時提醒孫權，語重心長，同時不忘君臣之禮，難怪孫權會「省書流涕」，傷心不已了，足顯一代名士風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