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天爵，字伯修，號滋溪先生，真定人，元代文學家，史學家、理學家。少從安熙學，為國子學生，得吳澄、虞集、齊履謙先後為之師，參加國子學生公試，名列第一。江淮紅巾軍起義，奉命參政江淮行省，總兵於饒、信，卒於軍中，年五十九歲。
蘇天爵，出生在真定一戶官員家中，父親蘇志道是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母親劉氏。由父親蘇志道引見，拜入同郡安熙先生之門，學習元代大儒劉因之學，安熙是劉因的門生，蘇天爵成為安熙的入室弟子，其後多年，一直在安熙門下學習。期間與藁城著名學者張在交遊，並且每獲多聞之益，天爵少年時接受的系統、嚴格的儒學教育，並得到名師指點，對其一生影響深遠。天爵博聞強記，飽讀詩書，學識很快超越其師，尤其是在詩文方面，詞華典雅，根柢深厚，成得同時期的名作家，文章文筆的大氣，往往出入於歐陽修、蘇軾，甚至超過其老師。
蘇志道為尚書省中書掾，因父親為官中央，蘇天爵隨家庭搬入大都，並以21歲入國子學，先後拜吳澄、虞集、齊履謙等大儒為師，學習儒家經典。由於他勤奮努力，嗜學不厭，得到諸多師友賞識。虞集有《賦蘇伯修滋溪書堂》詩云：「積學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並」，讚賞蘇天爵心無旁騖，沉潛典籍，研究掌故，終能厚積薄發，並說他可以「擔當起一代文獻記錄的重任。」
蘇天爵參加國子學生貢舉公試，以應試文《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被負責這次公試的馬祖常拔為第一，「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官列七品，時年24歲。後來，父親蘇志道在大都病逝，天爵以父喪歸真定丁憂，蘇天爵服孝期滿，重新上任，調功德使司照磨。
經著名學者袁桷的舉薦，蘇天爵得以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升應奉翰林文字，並參與了《英宗實錄》的修撰，對袁桷的舉薦，蘇天爵一直感激不盡，後來為袁桷寫墓志銘，他把這份感激寫了進去。從此，蘇天爵進入史學領域，天爵少年時便有志著書寫史，他終於有機會施展才華，在翰林院如魚得水。
說蘇天爵是元朝的包公，其意義想來已經不必多說了，自然是因為蘇天爵為人公正廉明，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秉公執法，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蘇天爵不是這樣的人，這個名號也不會流傳到這麼久了。蘇天爵為官之時，無論是在哪個職位上都恪盡職守，盡職盡忠，秉公執法，破獲了大小冤案無數。
蘇天爵為江南行台監察御史的時候，「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台議，遣官審覆」，於是蘇天爵奉命到湖北考察獄案。所謂的斷獄未審，實際上很多都是當地豪強枉法害民，但是因為這些豪強在當地勢力極大，又有錢財遮掩，所以即使犯了案，審來審去最終都沒有個結果，而湖北這個地方，民風凋敝，此類案件就更多了。
蘇天爵得到詔令之後，當即前往巡察，遍閱各地，事無巨細，查無遺漏，「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發豪右與蠹吏勾結枉法者又數事，治績卓然，聲名遠播。」蘇天爵擔任監察御史一職，上任不到四個月「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
蘇天爵奉命去湖北審視囚犯，作為監察御史，不顧道路僻遠，天氣炎熱，氣候潮濕，每天奔波於湖北各地，審理在押囚犯。只要遇到有疑點的案件，都會重新審查，並加以處理，凡遇到有冤情的獄囚，他就會問：「憲制規定，一年有兩次視察，你為什麼不早說呢？」回答是：「以前來視察的，只是應付差事，沒有真正想為我們這些老百姓伸冤的。他們官官相互，欺下瞞上，誰管我們的死活，今天聽說御史大人到了，而且您就是人們傳送的『蘇清天』。我即將受刑不得不說了。」蘇天爵為之嘆息，所以在以後的審理案件中更加深究細問，雖然在盛暑的深夜，仍然秉燭伏案，審理各種案件，而不知疲倦，從而糾正了許多錯案。
後來，蘇天爵出任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淮東因為他的巡察和到來，一時間「憲綱大振，一道肅然。」他奉命巡察天下，「大力糾察吏之奸貪，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後來還因為太過嚴厲，
第三十六章 元代包公——蘇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