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豪族的崛起，首先表達不滿的自然是皇帝。
豪族勢力的日益壯大，極大地削弱了皇權的威嚴和影響力。
在人口、土地、財政等資源的分配中，豪族佔據的份額日益增多，相應地，皇權所能掌控的資源則日益減少。
這種零和博弈的局面讓皇帝深感不安。
另一個對豪族興起表達不滿的階層是儒家知識分子。
他們並非對所有人都心生怨氣，但豪族在人才培養和選拔上與儒家產生了深刻的矛盾。
表面上看，儒家在這個時期已經取得了顯著的勝利。
武帝時期設立的太學，為儒家學子提供了一條系統的入仕渠道。
通過在太學一年的學習和考試，合格的儒家弟子可以被授予中、下級官職。
這是最早的文官考試制度，為儒家弟子進入官場提供了機會。
然而，這其中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做官的配額人數，二是選拔出來的官員品級。
武帝推崇儒家的初衷在於其理論有助於統一思想。
儘管他將儒家推至國教的地位，但實際上他採用的是「王霸之術」的「外儒內法」。
在武帝統治時期，太學的「留學生」定額僅有五十人，且他們進入官場後也只能擔任低級官員。
武帝的意圖是象徵性地給予儒家一些支持，但並未打算讓其真正掌握大權。
然而，儒家自身的發展速度卻超出了武帝的預料。
無論是在太學的「留學生」編制上，還是在官員品級上，儒家都實現了快速的發展。
隨着儒家勢力的不斷增強，他們不僅在數量上實現了突破，更在輿論上佔據了主導地位。
漢元帝在擔任太子時，曾因提倡儒家治國理念而與漢宣帝產生分歧，甚至險些被廢。
漢宣帝用「霸王道雜之」的理念教育元帝後，長嘆道：
「亂我家者，太子也！」
這充分表明了儒家思想在當時已經對皇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作為西漢的最後一位明君，宣帝深知在武帝大肆改革之後，法家的「內核驅動」絕不能改變。
他明白每一代皇帝的政策方針必須在已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循序漸進的演化，而非大破大立地轉變方向。
然而，豪族的興起和儒家的崛起無疑給這種漸進式的改革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制度的發展，若想穩健而美好，必須遵循漸進的原則。
因為許多核心問題，無法一蹴而就，需要時間的沉澱與逐步的完善。
武帝時期的大破大立，雖未導致亡國，但終究是個案，難以複製。
想要全盤推翻現有制度，回歸理想模型，實際操作中困難重重，幾乎不可能實現。
宣帝深諳此道，因此成為了西漢最後一個明白人。
元帝繼位後，儒家地位急劇上升。
不僅皇室子弟接受全面的儒家教育，高級官員也開始研習儒家學問。
中低層官員更是以太學為晉升之階，儒家思想在廟堂之上佔據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江湖之遠的豪族也逐漸認同儒家學說。
族長們發現，儒家思想有助於統一族內思想，鞏固統治，減少紛爭。
因此，儒家在各個階層都得到廣泛傳播與認同。
然而，隨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其培養的人才數量也急劇增加，導致供過於求的局面。
漢朝的官位有限，大部分上層職位被外戚等關係戶佔據，中層職位則被地方豪族所把控。
儘管整個帝國的風氣都在向「儒」轉變，但越來越多的儒生卻面臨着學無所用的困境。
皇帝學儒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