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神權，地上皇權——一個解不開的歷史死結
在生產力十分落後的中國封建社會，被壓迫與被剝削的廣大貧苦農民在試圖推翻而還沒有足夠力量推翻他們頭上的統治者時，往往採取一種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初期，為了爭取群眾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襲了這種形式。洪秀全自稱上過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賜給他寶劍、金璽，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斬邪留正」。這樣，洪秀全就把自己變成了「神」，成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穌的胞弟、奉天承運的人間君主。而中國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國家」，定天下於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寶座之後，便始終以「朕」自稱，並反覆強調「天朝嚴肅地，咫尺凜天威，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同時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貴福為萬歲。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為上帝次子之後，楊秀清、蕭朝貴亦分別假託天父上帝與天兄耶穌附體傳言。這樣，在人間天上，太平天國內部便有兩套相互衝突的權力系統。在人間，洪秀全是太平軍的最高統帥、太平天國的君主天王，洪與楊、蕭是君臣關係；但在上帝教中，洪與楊、蕭之間又由君與臣變為子與父和弟與兄的關係，即貴為天王的洪秀全亦須服從代天父、天兄傳言的楊、蕭之命。於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與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權與君權之間，權力交叉，尊卑顛倒，形成太平天國政教合一體制中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這種神權與皇權的矛盾交叉，既是楊秀清謀奪之結果，又為其進一步專擅並最終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創造了條件。
建都天京以前，東王楊秀清尚能維護天王洪秀全的權威，但此後楊秀清漸以天父自居，獨斷專行，時時覬覦皇權的寶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撫綏萬方」，楊秀清則提出「四海之內有東王」；洪秀全要「天下萬國朕無二」，楊秀清部署的門聯上則公然書寫「參拜天父永為我父，護衛東王早作人王」。楊秀清「威風張揚，不知自忌」，最後發展到杖責天王，逼封萬歲，結果洪、楊之間，皇權與神權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無法調和，一場慘痛的天京內訌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天京事變之後，皇權和神權雖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統一，但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話已在太平軍中徹底動搖了。同時，由於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權亦日趨衰微。先是，翼王石達開回京輔政，洪秀全見其眾望所歸，擔心大權再次旁落，於是「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並封其胞兄洪仁發為安王、洪仁達為福王，用以牽制翼王，且有謀害之意。結果石達開不想作楊秀清第二，憤而離京出走。石達開的遠征不歸，雖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領十餘萬精銳之師走上分裂的征途，極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到天國後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達處理；太平軍內部「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現象日趨嚴重，甚至「私鐫印信」，「私給官憑」，「私與官職」。洪秀全疑懼李秀成等後起之王尾大不掉，又眾建諸王以分其權，結果濫封王爵之後，形成更多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山頭勢力，以至出現天王不能控制主將、主將不能指揮軍旅的嚴重局面。
地上天國，封建體制——產生**的溫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創建的上帝教與基督教和中國某些傳統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滿足於死後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間建立「小天堂」。天國的領袖們亦以此相號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圍前，詔曰：「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着龍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勞馬汗。」東王楊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則服御顯揚，侍從羅列，乃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後擁，威風排場，可謂蓋世。」許多參加金田起義的上帝會會眾就是抱着當「將軍」、作「夫人」的目的而來的。所以建都天京後，「無功不受祿，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後來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國高級領導層中泛濫開來。
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更的終極原因，均取決於時代的經濟，而任何經濟制度又都有它相應的上層建築。在地主經濟和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十九世紀中葉，以推翻**腐朽的晚清王朝為己任的太平天國運動，並沒有創造出「新社會的物質條件，所以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