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回想對方的身份之時，就聽郭奕熱絡地替二人互相介紹，「叔達，此乃琅琊士子王休徵，為人最是忠厚赤誠。休徵，此乃河內士子司馬叔達，前日剛進講武堂求學。」
聽罷郭奕所言，被稱為司馬叔達的藍衣青年當即起身向王祥躬身施禮，「末學晚輩司馬孚見過學長。」
王祥見對方看着比他年長一些，趕緊拱手還禮，連連口稱，「當不得。余與郎君年紀相仿，豈可受此大禮。」
哪知司馬孚卻是頗為固執地堅持道，「伯益與休徵皆先余入學，自是余之師長。」
郭奕性子隨其父，最是不在乎名教虛禮。只見他大大咧咧地擺了擺手道，「余等同堂聽講，便是同窗，何須在意長幼之分。」
王祥終究是自幼深受儒家名教薰染，不似郭奕這般通脫。且見他禮貌地向司馬孚徵詢道，「在下二十有一，不知郎君貴庚？」
司馬孚答道，「余需長几歲，已二十有五。」
「余最年幼，二位兄長請受小弟一拜。」言罷郭奕豁然起身，衝着司馬孚與王祥有木有樣地拱手一揖。
郭奕此舉在無形間拉近了三人之間的關係。於是在相視一笑過後。三人各自落座。此時王祥想起郭奕的父親郭嘉對法家頗有心得，不由好奇地問道，「伯益。令尊乃世之奇才，通曉魯儒齊法，汝何以也不辭辛苦，一早便在此佔座？」
面對王祥的疑問，就見郭奕伸出四根手指詳解道，「齊法家重術、勢、法、教。家父善術、勢；田尚書善法、勢；崔尚書善勢、教；蔡侍中善教。難得今日田尚書親自開堂授課，余又豈能錯過？」
眼見郭奕與王祥侃侃而談。新來的司馬孚忍不住脫口打探道，「據聞齊主得管子治國定邦之真傳，不知擅長何項？」
提起自家君上。郭奕的臉上頓時洋溢起了自豪的笑容，「吾家君上有女中管子之稱，自是術、勢、法、教皆精通。」
郭奕一席話令司馬孚不禁心癢難耐地感嘆道，「若能得齊主指點一二。余不虛此生也！」
王祥亦跟着感同身受地點起了頭。話說自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並勸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漢朝的士人便以盡忠於皇帝，盡忠於社稷為立身準則。當時的官員，有「循吏」之謂。循吏對中央政權耿耿忠心，敢於上書進諫，且出於真心。在西漢前期，循吏的命運還算不錯。即使有時難免受到不公正對待，但大抵最終還能受到讚許。可到了東漢末期。朝政**，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一些循吏不僅終生不受重用，甚至還飽受迫害。當君主開始視臣子如土芥，循吏所秉承的儒家道統自然也就不再為人所重視。待到董卓廢帝，群雄並起，皇權威儀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大批士人開始視儒家名教為無物，進而疏離大統一政權。
在此背景下何晏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能引起諸多年輕士子的共鳴，可光憑經學、玄學和讖緯終究無法解決現實中的社會、經歷、政治問題。反觀蔡吉以一介女流之身，憑齊法成就一方霸業。故而在王祥看來眾學子從四面八方趕來龍口求學，不單單是出於備考科舉謀求一官半職的需要，更是為了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之中探尋出一條真正實用的救亡圖存之路。
實施證明，有相似想法的遠不止王祥一人。隨着時間的推移，趕來講堂聽課的學子那是愈來愈多。待到田豐到場，偌大個講堂儼然已被擠得滿滿當當，甚至還有沒佔到位子的學子乾脆就站在堂外聽講。面對講堂內外熱切的學子，田豐倒是顯得頗為淡然。正如郭奕所說田豐善法、勢，他今日開講的內容便是《管子》中有關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開篇就直言，「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即聖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謀，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議論，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結果是自身安閒而天下太平。
對比漢末桓、靈二帝獨斷專行、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的諸般劣跡，八百多年前管仲的告誡可謂振聾發聵，令在場的眾學子一個個屏氣凝神側耳傾聽，不敢發出任何異響。一時間座無虛席的講堂內外竟靜得只剩下了田豐的講課聲。
《管子*任法》中的內容可不僅限於勸諫君主「以法治國」、「親君子，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