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未來。」
「……傳統守舊的思想是這些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最大阻礙。正如長沙一位傳統士紳所言：『商賈糜至，百貨山積，貿易之巨區地。夫逐未者多，則泉刀易聚；逸獲者眾，則風速易隤。富家大賈，擁巨資，享厚利，不知黜浮崇儉為天地惜物力，為地方端好尚，為子孫計久遠；驕淫矜誇，惟日不足。中戶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羨慕，既而則效，以質樸為鄙陋，以奢侈為華美，習與性成，積重難返。』由此可見，古老而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封建社會，對新生經濟的敵視態度相當明顯，若非李順政權出身底層，軍事壓力又大的話，未必樂於如此銳意改革，當然這也是他們統治三省之地數十年，地方士紳始終沒有忘記前明政權的主要原因所在，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了。」
看到這裏，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輕啜了一口濃茶。這段話，當真是說到他心眼裏去了！多年以來，因為「出身原罪」，從李自成、李過時代開始，湖廣、江西等地的士紳就始終對李順政權若即若離，甚至還抱以敵視的態度，這從當初李過開科取士應者寥寥就能看得出來。因此，李順政權一面繼續與地方士紳聯絡感情，一面將裁汰下來的大量軍士（因為農民軍的特性，軍隊數量龐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複雜）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縣，開墾荒地、充實地方的同時，也能加強大順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
後來，隨着東岸人果斷介入中國局勢，清軍大舉南征遇阻，李順政權轉危為安之後，經過數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紳與大順政權表面上的敵對沒那麼強了，合作開始漸漸變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慮到以前的局面，李順政權上層對這些人始終缺乏足夠的信任感，尤其是經歷過那段歲月的老將、老帥乃至皇帝（李過、李來亨父子）很多都還在世，他們自然不可能對士紳們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層、文化水平偏低、思維不受腐儒條條框框束縛的他們，對於如何快速撈錢、生產糧食、製造軍需物資很感興趣，即對來自東岸的那一套倒比較中意。再加上彼時東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給他們轉讓了一些技術和設備，同時幫着在煙臺學院（原抗清軍政大學）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人與湖廣、江西原本比較微弱的資本主義火星相結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時間，最終將這些小火星發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當之不容易。
客觀地說，這些資本主義作坊為李順政權生產了很多財貨，並通過行銷各省賺取了大量利潤，即李順政權等於是用商品經濟來從周邊諸省吸血，進而供養己身。不然的話，你以為光靠東岸人的援助，李過、李來亨父子二人就能維持得了規模如此龐大的軍隊麼，雖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來並不高。
但任何一種新生事物在發展的初期，自然都會面臨傳統文化、思想、體制的重重壓制，嚴重阻礙甚至消滅其發展，除非你能找到一處如華夏東岸共和國那種白地，並一開始就確立好規則，然後慢慢往裏面填人，並小心翼翼地呵護維持原有秩序的不改變，如此才能平穩發展起來。可在順國境內沒有這種條件，於是便很輕易地就導致了新生勢力與傳統社會的碰撞，進而嚴重到割裂了整個社會，造成了無數的問題。要知道，衡陽、南昌、贛州等地，就經常發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燒、搶事件，前往城裏做工的工人也被鄉下族長索回，在這個時候，因為人才儲備的不足，很多地方州縣的官員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在處理此類事件時甚至還偏袒那些所謂的鄉賢、族長們，痛斥製造工坊「終日逐利，敗壞風氣」云云。
東岸人為了保住李順政權，曾經通過郭普夏給李來亨總結了一套從思想領域分化、瓦解士紳敵對勢力的思路，即重新定義傳統的儒家學說，並搬出了最近幾十年內的一些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徐光啟、方以智、梅文鼎、顏元等人的著作——這裏插一句，上述諸人的著作，李順政權讀的人都少，讀通、讀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東岸人一一搜羅，並在本土首都專門請人研究——從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論，重點抨擊了此時佔據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學思想。
比如，他們拿出前明李贄的「童心說」，對理學家宣揚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思想進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給
第三十六章 漸漸明晰的局勢（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