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在封建主義的氛圍中，舊有的政治體制、生產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時走向了成熟的頂峰，同時也走到了腐朽的絕壑邊緣。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的萌芽——當然也僅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緩慢發展，一批具有嶄新的精神氣質的啟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燦爛，正在向舊時代揮手告別。民間出現了反應新興市民階層全新心理的諸如『三言二拍』等傳奇，這已經能夠從某些角度初步說明問題了……」1678年12月20日，馬當要塞下的半封閉碼頭內，郭普夏刁着一個煙斗，用有些驚訝的目光看着手頭的這份報告。
報告是他的副官聯合諸多參謀集體撰寫的，還沒來得及提交上去，目前還是初稿，先拿過來給郭普夏過過目，提提意見。
老實說，報告的開頭還是挺驚艷的，體現了他的這位出身兵團堡的副官學院派的風格。同時也看得出來，他們這幫人是真真正正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深入了解的，對明清之際的市井文學甚至都有所涉獵，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們在東岸本土從小學習到的知識，與明國、清國這邊還是大有不同的，因為分出大量精力學習了諸如地理、自然、科學、軍事、法律、衛生等諸多學科的知識，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力度遠遠不如明國人和清國人。
再考慮到社會制度、經濟基礎、生產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他們看待世界的三觀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明國人、清國人也存在顯著的不同。也就是說，他們與中國大陸上的居民雖然在血緣上沒什麼差別，但文化區別還是不小的（東岸人自認自己是華夏文明的「進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經走偏了路），因此來到遠東大陸後，很多東西需要重新學習，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這無疑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就順國而言，因為戰爭重壓導致的對財貨的渴求、對高效率生產模式的嚮往、和我國交流的頻繁以及君主的個人喜好等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對社會發展已具有着明顯的導向性。比如景德鎮的陶瓷業、贛州的制煙業（這是從東岸引進了煙草後發展起來的）、萍鄉的採煤業、湘潭的冶鐵業、長沙的槍炮製造業、零陵的藥材種植業等等，這些是集中度比較高的製造業，此外還有諸如咸寧大布、長沙棉布、衡陽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紙花、雕刻，湖北錫器、漆器、養蜂等以小作坊甚至個體手工業者為主的分散製造業，多年來行銷蜀地、兩廣、西南甚至吳越、中原等清國轄境，獲取了大量的利潤。這些利潤，基本都就地花費掉了，換成了大順政權急需的各類物資，其中既有綢布、茶葉、鹽、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時也有諸如武器、軍資、彈藥、戰馬、機器等關乎戰爭成敗的軍需物資。」
「……不得不承認，大順政權治下不過區區三省，人口不過千萬——湖南三百餘萬（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後的數字）、江西五百餘萬，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區加起來接近二百萬——但就製造業和商業的活躍程度而言，當真是一線水平的，人均生產力水平是要高於清國和明國的，這點毋庸置疑。」
「……生產花布的衡陽城內，按寬閒屋宇，多賃外省布商為寓，且城內外省布商立店號十數處，進出口繁榮。作為大順前營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當年遷移了大量漢口商販、手藝人定居，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並出現了諸如羅明德牛燭、何雲錦靴、洪太河絲線、羅天元帽、牛同興剪刀、王恆豐煙袋、馬公良香貨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順首都同時也是工業生產重地的長沙，出現了包括衣服、鞋襪、蘆席、草紙、花布、白布等專業性街道，由此可見工商業的繁榮。」
「……大批農民人口與外地移民湧入包括長沙、衡陽、南昌、武昌、巴陵、贛縣在內的諸多大城市，成為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僱傭手工業者，帶來諸多問題的同時，也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了大量的財富。產銷結合的手工業，以金錢為軸心的市井生活，廉價且充足的勞動力後備大軍，發財的機遇與淪落街頭的悲慘結局，遠未成熟的資本關係和市場體系，繁華的表象背後潛伏着重重隱而未發的危機，這一切都預示着新舊生產關係之間的摩擦、衝撞與轉換。在上述地區，的確存在着很大一股與傳統封建社會的價值尺度及行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無疑問地指向
第三十六章 漸漸明晰的局勢（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