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1833年第一次造訪巴黎之前，我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幾乎完全是出自於紙面。但是經過了與旺代與布列塔尼保王黨人的交談後，我才意識到，這些保王黨人的根基並非是正統派的貴族，雖然貴族在這支隊伍當中佔據了領導作用，但是如果沒有外省農民的支持，他們是絕不可能與共和派、波拿巴派分庭抗禮的。
回顧整個法蘭西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中期的發展歷程，可以很明顯看到，歐洲大陸的中心巴黎在不斷擴大，同時，鄉村地區的地方自治權在不斷萎縮，獨立生活的激情和特徵不斷消失，許多鄉村特有的傳統消失得越來越多，古老的國家生活正在漸漸遠去，直到再也找不到半點歷史的痕跡。
鄉村不斷衰落、枯死，然而整個國家卻生機勃勃，而且從未這麼生機勃勃過。不過，國家煥發生機的源動力卻只有一個，那就是巴黎。城市被自私壟斷，它們只顧自己的利益，並且隨時準備犧牲鄉村地區的利益。農民好像從整個民族裏被淘汰下去，丟在一邊。
1780年代的法蘭西，沒有人會認為法蘭西正在衰落，法蘭西人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以及北美獨立戰爭中都出盡了風頭。所以理所當然的，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國家前途無量，並且將會永遠的繁榮昌盛下去。
然而，這種表面的繁榮帶來的卻不是穩定與和平，而是帶來了大革命。為法蘭西定下革命議題的，是法蘭西最富有政治素養的三個階層，即第一等級的教士，第二等級的貴族，第三等級的市民。
他們點燃了革命的火焰。但是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革命的熱情一旦被燃起，它會燒往哪個方向就不是個人所能左右的了。
大革命的實際過程為何與他呼喊的口號如此的不相符？為何創作了《人權論》的托馬斯·潘恩在大革命的過程中最終被迫出走？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這些早年曾經狂熱支持大革命的不列顛詩人為何最終精神錯亂，轉而成為了反對大革命態度最激烈的人？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發現了負責執行革命的人和制定革命計劃的人並非同一撥人，大革命的理想實際上只存在於最初的那段時間。而在不久之後，它便被一起接着一起的流血衝突、暴力事件消弭在了法蘭西的街巷與田野。
大革命時期共和政府的管理方式並沒有像是他們希望的那樣新穎。相反的，在許多地方，它們只是把管理方式換了個名字。事實上共和政府的管理底色依然是波旁的鳶尾花旗，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歷史就像是一座畫廊，但其中原創性作品很少，大部分都是複製品。
共和派急不可耐的廢除了宗教和法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必須要打倒的舊東西。但是他們卻並沒有準備好一套能讓所有人都信服的道德標準體系。這原本應該是一個給火車頭更換零件的過程，然而共和派給出的解決方案卻是從發明輪子開始做起。
這樣行為的結果就是使得全體法蘭西人民的精神開始失去平衡，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有什麼原則可以參考，也不知道國家應該如何管理。他們鑿沉了這艘破獨木舟，也理所當然的溺水了。而等到他們發現自己毀壞的舊制度造成了如此惡果時，又急不可耐的去尋找舊制度的爛繩子以便把自己拉上岸。
然而，正因為舊制度已經被摧毀了一部分，他們撕開了最好撕下的那層他們認為偽善的面具，所以他們抓住的剩下部分恰好是最難以根除、最惡毒的殘餘。教權在這片土地並未消失，而是與政府融為一體，由政府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農民的牛或馬丟了，向政府懇求補償。富裕的人向政府請求貸款，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開發自己的土地，獲得更多利益。工業家向政府懇求特權，排擠競爭對手。商人對總督透露自己私人秘密，說自己現在有些錢緊，問是否可以獲得幫助，至少給自己一些貸款。
法蘭西中產階級對於做公務員的熱情和渴望從未如此強烈。當一個人獲得了一小筆資金，他會立刻用來購買職位，而不是投資於商業。這種可憐的對公共職位的痴迷，比起行業壟斷和農業稅來說，對法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而在獲得官職方面，今天的熱情比那時有增無減，不過那時和這個時代存在着一個最大的本質差異：那時政府售賣官職，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