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唏噓道：「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馮·克羅梅爾先生身為一個奧地利人居然會為了意大利的民族獨立高唱讚歌。看來在支票的面前，大部分外交官的職業操守確實很靠不住。」
施耐德聞言輕聲笑道：「不，亞瑟，我與你的相反，這反而說明了馮·克羅梅爾先生是個志趣單純的人，這樣的人可比理想主義者好打交道多了。所謂理想主義者，其實與蘇格蘭驢子並無太大差異，許多人以為這是個好詞兒，但是在外交領域，這個形容簡直糟透了。
說的直白一點，那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壓根不考慮實際情況，更不考慮他所處一方的利益究竟有沒有受到損失。凡事由着性子來，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先入為主。因此，這群傢伙里很難找出幾個聰明的。如果把外交這麼精細的活兒交給理想主義者，要不了多久，歐洲就得再次爆發全面戰爭。」
亞瑟下意識的想要替自己認識的幾位理想主義者說句話，但是他轉念一想，貌似施耐德說的話也不算錯。
不論是大仲馬還是加里波第、馬志尼等人，那可都是搞起義的一把好手，哪裏政局動盪哪裏就有他們。在這方面，馬志尼和加里波第甚至還要更勝一籌，因為大仲馬由於能力不足，在大部分情況下只是參與起義，而馬志尼和加里波第通常是發動起義的那一撥。
至於海涅，這位德意志民族主義猶太詩人雖然也自稱理想主義者，但是由於他的書沒有大仲馬那麼暢銷，所以許多時候他還是得先捏着鼻子為五斗米折腰。等到有錢之後，再寫文章罵兩句控訴政府對他這樣進步主義詩人的壓迫。
以此推論，理想主義者好像確實不適合來干外交官的活，反倒很適合被外交官忽悠。
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建立外交關係的目的不是為了表示友誼，而是為了得到方便。外交官的本質則是一群被派去外國專職說謊以服務於自己國家的人。
而外交場合的大忌便是亂發脾氣，任何拍案而起都要經過事先周密的設計，並且這永遠是最後選項。
對於外交部來說，最完美的外交處理，便是讓別人心甘情願的去做你想讓他做的事，並且還要讓他覺得這是他自己的主意。
但是，雖然這個職業以坑人為生，可又不能坑的太狠。
因為今天倒霉的人，也許明天就會很走運，所以一個精明的外交官必須得給未來留下餘地，不能做絕戶生意。
這不僅僅是亞瑟的行動基礎，也是施耐德和馮·克羅梅爾的行動基礎。
對於他們三人來說，自己的利益與政府並不完全一致。
甚至於，馮·克羅梅爾這個『青年意大利』的直接對手，比亞瑟和施耐德更希望意大利人能夠繼續鬧騰下去。
在不列顛，鑑於輿論的影響，所以諸如設立情報機構這樣的事情只能私下裏偷偷地做。
但是在德意志邦聯，梅特涅卻可以大張旗鼓的以邦聯決議的方式，公開設立兩個情報機構——美因茨中央調查委員會和法蘭克福中央調查局。
而在這兩個明面上的機構外，梅特涅還在暗地裏設立了一個獨立於德意志邦聯議會的秘密情報機構——美因茨情報辦公室（MIB）。
柏林、威斯巴登、達爾姆施塔特以及維也納等德意志邦國的宮廷，都圍繞着這些情報部門，在政治、警察和間諜事務上展開了合作，其行動範圍不僅遍及所有德意志邦國，甚至也包括了歐洲其他的重點城市，比如巴黎和蘇黎世等等。
這些情報機構將無數的涉及可疑人員、社團集會活動和旅行等方面的信息資料匯總在一起，打包發往奧地利首相府。因此，即便梅特涅蹲在維也納不出門，他也能成為對歐洲政治運動、輿論風向、激進文學界最為了解的歐洲政治家。
哪怕是英國的帕麥斯頓、法國的塔列朗、俄國的本肯多夫伯爵，都不敢說他們的消息比梅特涅更靈通。
但消息靈通也並不全是好事，因為這意味着，奧地利皇帝和梅特涅也得到了更多的有關絞死諸侯、刺殺他們，或者將其趕出本國的威脅警告。
而作為一位經歷了19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政治家，梅特涅當然不會覺得這些威脅僅僅只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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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章 陛下欽定了，你即刻前往哥廷根大學教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