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帳汗國現在推行的曆法，是剛建帳的時候，以元朝《授時曆》為基礎，進行改編的。
而且，這個改編，其實也就是做一些名稱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麼的。畢竟那會兒，紫帳汗國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麼。
不過，授時曆其實也比較早了。這部立法還是元初製作的，當時元朝剛剛滅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許衡等人，收編南宋的歷算官吏，基於南宋的《成天曆》，制定新的曆法。
從《授時曆》制定到紫帳汗國採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覺得，確實有點長。要換做尋常的中原王朝，應該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曆法本身，就是需要經常進行修訂的。像兩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曆法就有十部。不過這年頭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連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時曆》改了個名叫《大統歷》，然後就一直擺爛下去了。所以，這麼用着，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能做到這一點，估計還是因為授時曆底子好。當年，為了制定這部曆法，主持測量的學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書，說當年大唐開元年間，僧一行等人在全國設立13處觀測點，收集天文數據，用於制定大衍曆。現在大元疆域，已經超過了大唐，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觀測，以獲得更精確的數據。
元初眾人，都有個奇怪的情結，就是什麼都喜歡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裏面帶頭的那個。看到這個建議，就很高興，當即批准下來。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設立了27個觀測所，向東進入朝鮮半島，向西進入河西；最南的觀測所深入大海，設置在了南海的島嶼之上，最北的觀測所超過了北海，來到了西伯利亞腹地，史稱「四海測驗」。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時曆的編訂。
這部曆法的精準度，和三百年後的格里高利曆相同，而格里高利曆就是後世一直沿襲的公曆。歷史上，用到明末那會兒，曆法才開始出現明顯的差錯。
雖然這會兒還是定義上的「古代」，但數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也是越來越快的。授時曆制定時的觀測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後世的先進。但大元確實太大了，四海測驗獲得的大量數據起到了力大磚飛的效果，把整體誤差給壓下去了。
當然，光有曆法還不行，關鍵是如何普及。
農業這東西，在後人眼中，往往一種很土、很低端的工作。進行農業活動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後、愚昧的形象。但在這個時代，農業毫無疑問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說，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別巨大，而絕大部分地方顯然都和這個上限無關，其原因也是因為技術不足。
沒有人生下來就具備生產的技能，種田當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着長輩進行學習。而且，技術越高，需要學習的東西就越複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僅靠簡單的口耳相傳就能學會，也不是只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這些系統的知識，必須有專門的人研究，經過專門的整理，然後讓大家學習，才能儘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識的情況下，農業水平可以落後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國近代的所謂農業革命，就起始於當地人學會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個洞，然後再放種子。這其實就是「刀耕火種」裏頭那個刀耕，但是沒人教的話大家就是不會。至於農業革命的核心，則是18世紀後期，出現的鐵犁和播種車。
在這種西漢農具普及之前，當地人就是只會用手，將種子直接撒在簡單翻作過的土地上。手藝好的農夫可以撒的相對均勻，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後，種子都會因為坑坑窪窪的地面而聚集起來。
等莊稼長出來後，並不是人們印象中一排排，一壟壟，整整齊齊的樣子，而是雜亂無章，不但密度不勻，不同植株之間也會互相干擾，導致通風不好，採光不均勻，澆水的效率也很低。
結果就是，連同一塊地的莊稼，成熟的時間都能差個幾天。到收穫的時候，也顧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長熟的莊稼一起收割上來。而且這種耕種方法，也使得播種者幾乎無法除草——當然了，把地種成這個樣子，莊稼的狀態本來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蘭人和斯拉夫人一樣，都是字面意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