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法正離開之後，劉禪便在思索如何對付世家。
要想徹底解決世家之患，那自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起碼在現在天下未一統的他的手上完成不了。
既然無法徹底解決，那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籠絡與打壓。
或者說
將不聽話的世家剿滅，扶持一批新的利益集團，取代原來的世家。
這扶持的利益集團，自然比原來的世家更聽他的話。
至於日後的事情，日後再說。
此時，劉禪想起了後世李世民的《氏族志》。
《氏族志》並不是李世民獨創的東西，實際上從魏晉時期形成門閥政治制度開始，類似的東西便層出不窮。
由於魏晉時期形成了門閥政治制度，各個門閥家族在九品中正制的指導下勘定品級，並且具有對應品級的政治特權，所以門閥士族成為了魏晉南北朝的特權階層。
於是他們成為了國家和朝廷的中堅力量，控制着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土地和教育等各種資源，也成為了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源所在。
《氏族志》之類的東西，便是勘定門閥士族權勢、地位的標準，也是他們瓜分國家資源，形成統治集團的基礎。
到了隋唐時期，門閥士族的力量空前強大，形成了以崔、盧、鄭、李、王等五姓七宗為首的門閥集團。
這些門閥集團都是來自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在地方上蟠根錯節，可謂是根深蒂固。
這些門閥家族互相之間通過通婚等方式形成了共有的利益鏈，在朝廷政治中互相支持，成為主導國家朝政的重要政治力量。
他們對國家資源的壟斷不僅僅讓家族利益越來越龐大，也成為了社會的毒瘤，阻礙着國家的發展。
實際上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短命王朝頻繁出現的歷史周期律，便是因為門閥士族統治國家引發固有危機的結果。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也因此想出了各種辦法，重新勘定《氏族志》便是其中一種。
李世民想要打破門閥政治的歷史周期律，這在他之前的很多皇帝都試過，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隋煬帝楊廣。
但楊廣的結局還是以失敗而告終，以至於連國家都被搞崩潰了。
李世民不想步楊廣的後塵，他選擇了從勘定《氏族志》出發的。這個辦法本來是國家建立之初題中應有之意的，但李世民命高士廉勘定《氏族志》卻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這個想法對唐朝政治的未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從李世民對《氏族志》修改的要求看，顯然是有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當時唐朝繼承的是隋朝的江山，雖然經過隋末農民戰爭的洗禮，但國家的政治架構並沒有改變。
從政治體系上看，關隴貴族門閥、山東世家各族，江南士族集團依舊是最大的三個門閥集團。
他們在國家政治體系上佔有重要的位置，控制着大部分的國家資源，各種關係和利益鏈盤根錯節，隱隱的操縱着國家政治的走向。
李唐皇族雖然是皇家，在地位上非常尊崇，但從實際控制的國家資源上看，也是遠遠不如這三大門閥集團的。
而作為這三大集團領頭的五姓七宗，其控制的國家資源更是不計其數，勢力上非常的龐大。
這些勢力一旦出現了尾大不掉之勢，必然會危及到國家的興衰，所以歷朝歷代皇帝對這些家族都不放心。
從魏晉南北朝的經驗來看，皇帝對於門閥家族要麼是籠絡，要麼是削弱瓦解。
繼續籠絡這些門閥家族，只是飲鴆止渴而已，這在南北朝時期已經有過很多例子。
北魏孝文帝拓跋弘為了籠絡門閥士族，將「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等定為後族四姓，但最終也沒能延長北魏的國祚。
反而在北魏出現危機時，這些門閥士族成為積極瓜分國家資源的代表，加速了國家的分裂和滅亡。
削弱和打壓門閥士族的皇帝就更多了，距離唐朝最近的便是隋煬帝楊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