緯便開始大力提拔恩幸勢力，待到兵危解除之後，便也迅速展開了反殺與清算。之後便是恩幸勢力的一家獨大，無論晉陽勛貴還是河北世族都爭相加入其中。
後三國的政治格局當中，無論任何政權其內部都少不了兩個重要的組成因素，那就是軍功勳貴與世族成員，包括如今的大唐朝廷。
通常而言，軍功集團們負責開疆拓土、征討不臣，而世族成員們則負責創製典章、宣達政令，而且這二者都有非常明顯的身份特徵，故而在政治上就非常容易形成一個個的利益群體。
雖然李泰在崛起的過程當中，就一直比較注意對麾下文武人員多樣性的吸收，並不只集中在一個群體。所以一直到目前為止，朝中也並沒有出現什麼盤根錯節的政治聯盟，但卻並不意味着沒有這一隱患，而且還是天然便存在的，那就是以五姓為代表的世族群體。
能夠讓人強大的，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成為一種限制，而且對其越倚重，這限制也就會越牢固。一如北齊政權與晉陽勛貴，而李泰與五姓世族之間，也同樣存在着這樣的聯繫。
他的崛起固然主要還是依靠自身的拼搏，但出身與人脈在他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也發揮出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他父親只是洛陽鄉里老實巴交的田舍翁李老漢，那麼基本上也就杜絕了後續一系列劇情發生的可能。
關東世族們對李泰而言，固然不像是晉陽勛貴之與北齊政權可以直接影響其興衰存亡，但如果不能有效的加以遏制，未來不久之後，關東世族必然就會成為影響大唐朝廷多樣性的一個根本因素。
由於李泰本身便出身於五姓世家，許多常規的打擊世族成員的手段不好運用。後世玩梗所謂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發展到他這裏那可得是先斬父老鄉親、五服親屬了，那要比爾朱榮還要更加的令人髮指。
之前之所以將矛頭直指趙郡李氏，固然是因為趙郡李氏本身有取死之道，加上二李之間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親屬關係。可要是對其他大族一併如此，那就是突破人倫底線了。
李泰之所以費盡心機搞輿情批判，主要針對的還是河北世族，通過輿論給他們定下一個原罪，從而削減他們在人倫道義上的某些豁免權。
比如來年想要懲誡某位親戚，便可以說當年河北輿論對你那麼抨擊，我是不信的，還要對你委以重用，結果你來這一死出，真是該死！換言之你們本來就是一群菜雞，任用你們已經存了人情在裏邊，你們仍然做不好，那就別怪我秉公處理。
通過這種輿情的鋪墊，讓自己免於遭受涼薄、絕情之類的指摘，處於一個道義的高地上，這要比高歡父子唱雙簧更加的具有操作空間。
李泰相對於北齊統治者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他明確知曉版本答案，那就是想要在軍功勳貴和世家貴族之外營造起第三股政治勢力，並不需要大力扶植恩幸，建立起科舉等一系列的選士制度要更有效，影響也更長遠。
科舉雖然肇始於隋、成型於唐，但是終隋唐之世都沒有達到興盛的狀態，反而一度被世家大族借殼重生、成了其壟斷政治資源的新方式。一直等到五代亂世，那些世家大族遭到結構性的毀滅打擊，在廢墟中重建的北宋政權才被再次發揚光大。
由此可見，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固然有其先進性，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中也會顯現出不同的形態。
李泰本身出身五姓世族，所以他所創建的政權便更加迫切的需要一個完善的典選制度，並且要盡力杜絕這一制度在執行過程中被鳩佔鵲巢。
故而他既需要在學術上擁有崇高成就的在野宗師站台，同樣也需要一批出身寒庶的官員來監督執行科舉制度的運行。否則那就是球證和裁判都是他們的人，拿什麼跟他們斗？
熊安生乃是在野碩儒，本身又無門資世祚，但卻在學術上擁有深厚的影響力，門徒便足有上千人之多，簡直就像是為此量身定做的人選。
尤其是在科舉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初期階段，熊安生這個儒宗的存在能夠極大程度的避免科舉制度的各個環節被世族進行有意的滲透和綁架，尤其其人還是一位言殺北齊奸臣的老鬥士，所以李泰對其期許要遠比他自己所想像的還要更大一些。
所謂的白首三公、鶴髮宰執
1298 鶴髮宰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