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的暴雨稍停的時候，東廠駐武昌的探子就整理了信息，乘坐火輪船去應天府送信。
行動比鄂國公府的炮船還快。
咸寧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西曆1782年7月28日，應天府的大明皇帝朱仲林就收到了消息。
皇帝立刻召集了東廠主要管事。
讓他們隨時關注長江上游來的船隻乘客情況，嚴密監控朝廷直轄地區的糧食和水運市場行情動向。
然後命令皇家直屬的商行立刻行動，購買和僱傭更多的船隻，越多越好。
馬上去交趾、南越、暹羅、爪哇等地區運糧。
停止發售皇家南洋糧票，同時收購民間的南洋糧票，也就是南洋當季糧食所有權票，相當於南洋糧食期貨憑證。
朱仲林成長在商業大發展的時代，對民間商人的德性再熟悉不過了。
商人當然恨藩鎮，但恨藩鎮的真正原因，還是是藩鎮會影響他們賺錢，藩鎮不讓他們好好賺錢。
傳統藩鎮貴族霸佔土地，不給他們去搞商業經營。
跟上時代的新藩鎮貴族，又經常會像鄂國公左家那樣，利用身份、權力、暴力控制市場。
這種東西方都會出現的狀況，就是啟蒙思想形成的直接誘因。
工商業的代言人們，由此開始鼓吹天賦人權，鼓吹人人生而平等，生命和自由都是天生不可侵犯的。
開始鼓吹社會契約論，宣稱國家和國王是平民授權簽約形成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要遵守基本的社會契約，國王也應該在契約範圍內存在。
鼓吹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王和統治者不能利用國家權力干涉商業經營，更不能直接掠奪財富。
資本主義大發展的「社會現實」，催生出了啟蒙思想這些「社會意識」。
這些社會意識要求構建與之向匹配的「上層建築」，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和文化。
最終反過來為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而服務。
但是，鼓吹這些思想的一個基本原因，還是社會權力並不掌握在商人手中。
如果沒有藩鎮的影響，商人能自由賺錢的情況下，那遇到了災年的時候，他們也絕對不會心慈手軟。
當商人掌控了社會權力之後，也會幹出與封建統治者相似的事情。
只是可能會做的比較隱蔽一些，因為他們自己當初鼓吹過的那些道理，總不能明着違背。
資本主義群體掌控社會權力之前，資本主義的思想就是啟蒙思想，看上去說起來都格外的光輝靚麗吸引人。
但是資本主義群體掌握了社會權力之後，那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罪惡也就無法繼續隱藏了。
所以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會催生出另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取代啟蒙主義。
大明皇室經過崇禎的改造，現在其實已經是新貴族了，直接經營着大量的商行、農場、工廠。
只是有崇禎這個現代人引導，再加上皇室還是稍微要點臉，維持自己的神聖形象。
通常是憑藉信息差經營牟利，這是崇禎帶來的更高級的商業掠奪，很少會像鄂國公左家那樣直接暴力掠奪了。
所以現在東方的「啟蒙」，與西方的啟蒙思想，也有很明顯的差異。
東方的啟蒙基本不反對皇帝，因為大明皇帝看上去更加守規矩，特別是有藩鎮做對比的情況下。
同時在崇禎皇帝以後的大明皇室，通常還是工商業的直接促進和領導者。
關鍵是崇禎改革了大明的科舉制度，為大明的工商業群體打開了上升途徑，讓他們中的精英能夠合法的掌握社會權力。
所以東方的啟蒙更多的是反藩鎮、反夷狄，對應的訴求就是削藩和北伐，已經喊了好幾十年了。
崇禎皇帝改造的東西廠，朱簡烜的火輪船，在這次大災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讓皇帝能夠搶先一步開始安排佈局。
賺錢的同時維持皇權和社會的穩定。
皇商開始行動的時候，民間商行也像是聽到風聲的野獸，立刻小心的嘗試着跟着動了起來。
他們開始嘗試
